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23—P24
作者：郭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摘自《学海》2022年5期，王宁摘
制度形塑，是我国高质量就业的重要特点。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和落实，有效推动高质量就业发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党的历次会议均强调，稳定和扩大就业对于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针对高质量就业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作为一个政策性纲领，目前学术研究仍然缺少对于高质量就业的准确定义，其具体含义“仍无定论”。根据人社部的相关论述，高质量就业大致可以概括为“在已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重点群体就业平稳、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成效明显、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和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状态”。这个描述尽管仍不能算是高质量就业的准确定义，但它从政策实践的意义上指出，高质量就业既是一种程度、状态，也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且同时涵盖了宏观和微观的多个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制度形塑高质量就业结构转型的根本政治保障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就业政策得以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充分释放，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得以不断推进。
在历次中央全会公报和“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促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直接体现出政策制定和制度设置对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结构的塑造和影响。如前所述，高质量就业既是一种程度、状态，也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纵向来看，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关键，“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这一表述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第一，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能力，保障就业机会供给，促进更加充分就业。第二，提升就业质量，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促进更高质量就业。更加充分就业是更高质量就业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更高质量就业在政策实践落地过程中也体现出宏观的产业政策和微观的个体就业质量提升、权益保障相结合的特点。
学术研究中的高质量就业在表述上较少直接强调“更加充分就业”，通常将提升就业水平等作为测量就业质量的宏观指标，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层面加以探讨。微观层面的就业质量则主要涵盖了工作稳定性、工资水平、工作保障和工作强度等内容。同时本文也会进一步讨论作为促进充分就业手段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新业态就业等内容。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层面的就业政策、户籍、社会保障政策、工作单位所有制属性等因素，个体的人力资本、人口学属性等因素，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也多有涉及。这些因素长期演变的背后，也留下了宏观社会发展变化的制度印记。本文在分析中也采取此种视角，从动态过程来讨论就业质量的提高过程和机制，以及各个因素如何影响这一变动过程。
在社会学的讨论中，“制度”常常泛指社会制度，指向较为宏观。从社会变迁的过程来看，制度对于高质量就业结构的形塑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社会学界曾有过一场大规模的“市场转型”讨论，制度变迁对就业的影响是其中的重要主题。对于我国而言，渐进式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对就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此后历次大大小小的制度变迁也都体现出相应的影响。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单位制是我国城镇主要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以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再分配机制发挥主要的作用。城镇劳动者获取工作的主要方式是行政配置制度，政府通过高校毕业生分配、军人转业、子女继替等方式将劳动者统一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形成一种基本终身固定的关系。单位制同时伴随着企业办社会这一形式，可以全方位保障职工的生产生活，形成所谓“铁饭碗”。单位制在保障职工稳定工作、生活，提供相对稳定收入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负担重、工作机制僵化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国有企事业单位转型，逐渐将生产与生活功能区分开，剥离了专业职能之外的社会功能。在提升了专业性和效率的同时，也破除了原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僵化机制，进一步巩固了公有制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形式也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并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通过引入灵活的资源配置与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更多工作形式与发展机遇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逐步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不难看出，制度的变迁与形塑对于“就业质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会随时间而变化，对其本身及影响因素的评估也会随着这一过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高质量就业是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如前所述，高质量就业既是描述就业质量程度的概念，也是就业质量变动的过程，因此需要使用长时段的调查数据对制度形塑下我国高质量就业结构的转向及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析。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六期数据。
本文结合政策梳理和数据分析，将这个政策性概念与可操作化的学术概念“就业质量”相联系，并通过多个维度的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从宏观和微观维度讨论了我国高质量就业结构转向的制度影响因素以及形塑过程。
更加充分就业是基础，更高质量就业是目标。宏观上，我国高质量就业的结构转向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及发展过程密不可分，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型优化过程中，用到最多的就是政策/制度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宏观就业结构的转向是由制度形塑的。通过历次全会公报、五年规划纲要，通过国家战略的形式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因地制宜通过政策手段及时调整就业结构，引导就业方向。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保障并持续扩大就业基础，实现更加充分就业的目标。
制度性因素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体现为就业质量与时间的强相关关系。在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等，都为2013年之后的经济结构转型平稳过渡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造了条件，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这个强相关同样体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和促进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击疫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确保了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的进一步达成。
微观上，制度性因素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横向与纵向两种作用机制。横向上，户籍因素、体制内外经济部门的区分以及政治面貌体现出的相对差异，都会对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制度的影响仍通过以往城乡二元分隔的劳动力市场体现出来，尽管这种分隔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党员群体的相对优势是通过获得党员“身份”时经历的严格筛选得以实现的，其自身的各类禀赋也相对较高。经济部门的作用方式体现为体制内工作更为稳定、工作强度相对较低、社会保障水平更好等，而私营企业等体制外部门的收入较高，体现出收入方面的相对优势。这也证明，私营企业等体制外部门、灵活就业等形式发挥着促进增加收入乃至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功能，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制度性因素对于就业质量的纵向影响则体现为对不同就业质量层次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通常是显性与隐性作用并存。
就业问题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问题，应辩证看待更加充分就业与更高质量就业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就业质量的提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通过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形塑加以实现。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好更加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的关系，在更充分就业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