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素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早在1925年,交大就成立中共党团组织,这是中国高校中成立最早的党团组织之一。到解放战争时期,交大地下党组织走向成熟,不断发起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上海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头羊,是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一座坚不可摧的“民主堡垒”。
1948年5月3-20日,上海学委遵照党中央号召开展纪念五四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选择交大作为主战场,召开了一系列大规模活动,有文艺演出、有图片资料展览等,有全市120所大中学校一万五千多学生参加的“五四营火晚会”,主题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交大大草坪高高矗立的“民主堡垒”。堡垒用竹篱笆和彩纸搭建而成,呈炮楼式样,正面悬挂着“民主堡垒”四个大字,顶部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5月22日上海学联还在纪念周年大会上宣布:命名交大操场为“民主广场”,自此大家称交大为“民主堡垒”。
1948年5月,矗立在交大校园内的“民主堡垒”
上海解放前交大学生约2400人,但是地下党员数量已有198人左右,加上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有近400人,所以骨干进步力量就达学生总数的1/4,这在沪上其他学校是很少见的。随着解放战争深入,1949年国民党当局不断颁布法令,专门秘密逮捕各个学校自治会主席,交大更是被围剿的重点,但是交大改革选举,灵活斗争,成为上海唯一未被打垮的自治会。它每天的战况报道广播,成为不倒的战斗旗帜。
一、烈士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
1949年解放前夕,交通大学师生积极参与到解放上海的斗争中。4月30日,电信管理系四年级学生、已调地区工作担任中共徐汇分区委委员的穆汉祥,在交大门口的一家面馆用餐时,被特务学生龚瑞盯上而被捕。5月2日,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新青联”成员史霄雯在电车上遭遇特务而被捕。
穆汉祥烈士(1924-1949)
史霄雯烈士(1926-1949)
在狱中,敌人对他俩用带铁钉的棍子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刺手指甲,三番五次酷刑逼供。穆汉祥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肋骨被磨得又青又肿,两条腿在老虎凳上由于受刑太重,膝关节不能弯曲,使他无法坐下,背部与胸部给带钉的棍子打得满是洞眼,带着血斑疼痛难当,根本不能躺下,只能斜倚墙壁,但他仍宁死不屈,敌人多次审问仍毫无结果。史霄雯满身伤痕,仍顽强挺住,坚持斗争。
5月20日,上海即将解放时,穷凶极恶的反动派,把穆汉祥、史霄雯缚住双手,押到了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秘密杀害。临难前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5月29日,即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学生自治会的学生在工人的指点下到普善山庄寻找烈士的遗体,经过反复辨认,终于在遗体的衣袋里一条领带中找到一张小纸,上面写着史霄雯的名字,另外从衣着与牙齿的特征上辨出穆汉祥烈士的遗体。
1949年6月5日,全校师生员工2000多人怀着十分悲恸的心情赴上海殡仪馆迎回两位烈士的灵柩,在新文治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1950年5月,陈毅市长为穆汉祥、史霄雯二烈士墓碑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1950年5月7日上海市长陈毅复函吴有训同意给史穆烈士纪念碑题词
1951年1月,穿上军装、重返校园的交大学子们摄于史穆烈士墓前
二、组织人民保安队,为解放军绘制地形图
为迎接解放,早在3、4月间,中共上海市委要求: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及公共场所,不被敌人破坏;为人民解放军作向导,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敌人武器。
交大党总支立即通过党和“新青联”组织迅速在原护校总队的基础上,组织建立起1200多人的交大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另外交大夜校也组成一支人民保安中队,下设4个分队和一个救护队。保安队成立后,即开始对交大附近地区的工厂、街道里弄、棚户区进行社会情况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沪西一带地形地貌;二是了解国民党军警设置的地堡和岗哨的情况;三是河流、桥梁及沟渠的情况;四是沿途的工厂、学校、仓库及大型建筑物情况。主要调查徐家汇附近的碉堡、战犯住宅、国民党驻军的防务敌伪资产、地方保甲组织、反动人物和地痞流氓、工厂、仓库及学校等方面的情况。人民保安队员分组出动执行调查任务。
交大地下党组织紧密团结群众,组织保安队留守校园,保护校产,迎接解放
一次为查清沿中山西路新筑的碉堡情况,两位学生假装是外出回来迷路的学生,向正在筑碉堡的国民党士兵问路,乘机和他们聊起家常,从而弄清部队的番号与碉堡的结构。当发现徐家汇有一个仓库因门禁森严进不去时,机智勇敢的队员就装成几个不懂事的学生在拍羽毛球,故意把球拍到里面去,然后借捡球机会进去观察,发现里面堆着一箱箱子弹,原来是个军火仓库。各组通过调查,分别画成地图。
疏散期间党组织再把各组的地图交给工学院的李以钧、李德元绘制成一份交大附近的详细的社区地形图。他们在5月20日前就完成任务,再转送给人民解放军。5月26日,人民解放军第27军正是按照地下党提供的地形图从沪西一带进入上海市区的。
三、华东局机关进驻上海第一晚住在交大
1949年5月24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5月25日清晨,交通大学校门口已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民保安队站岗。
交大工程馆,是华东局机关进驻上海第一天的驻址。5月25日夜到26日晨,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队伍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又由南翔分批乘汽车向上海进军。在车上,陈毅问坐在身边的秘书周林:“你熟悉上海,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队伍应该先去哪里?”周林说道:“先去徐家汇交通大学,然后分头接管。”那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显得有些泥泞。车队到达沪西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没有占用老师和学生的宿舍,住在工程馆二楼讲堂,大家都躺在地上休息,度过进入上海的第一个夜晚。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去了沪西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与地下党领导人会师。
睡在马路上的解放军(图源:历史百年故事)
交通大学工程馆
5月26日,由学生自治会组织1000多人的“交通大学人民宣传队”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庆解放。从徐家汇出发,直至外滩,一路上唱着革命歌曲,上演庆祝解放自编的“活报剧”。
人民宣传队、保安队臂章
1949年5月,欢庆解放的交大学生们扭起了秧歌
1949年5月27日晚上七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崭新的呼号开始播音,宣布:大上海解放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交通大学等高校迎来了新的历史篇章。
1949年6月1日,“上海各界青年纪念‘五卅’大会”在交通大学新文治堂(即徐汇校区大礼堂)举行,陈毅市长到会发表演说。
四、交大校友、代理市长赵祖康平稳移交政权
赵祖康(1900-1995),松江人,18岁考入交通大学,就读土木工程专业,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激荡下,他确立了“工程救国”志向,把大部分精力贡献给中国的道路交通与市政建设,被誉为“中国公路建设先驱”。
赵祖康
1949年5月24日凌晨1点,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原来上海市长是吴国桢,1949年4月吴去了台湾,由陈良代理市长。5月24日陈良也逃往台湾。)突然把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找去,请他代理上海市长职务,主要负责“维持治安”和“办理移交”两件事。
5月24日晚上,赵祖康指示陆大公(警察局代理局长)务必维持秩序和社会治安,各分局避免与解放军冲突,意思是放下武器、缴械投诚。同时通知各局,要固守岗位,确保档案和财产安全,以保证完整而系统地移交。
5月24日是赵祖康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一天,自凌晨接陈保泰(社会局局长)电话,直至忙至下半夜。这一天,他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有合过眼,24小时连轴转,恪尽职守,和四面八方联系,想尽一切办法,稳定上海的局面,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5月25日凌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市区。赵祖康以代理市长名义,通宵和各方面联系,尽可能防止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发生混乱。
5月25日下午,赵祖康会见了中共代表李公然,商妥了维持治安、准备办理移交手续、各单位照常办公、妥善保存户口册和地籍资料等八项任务。这是上海接管前的一次重要会面。
5月26日,如赵祖康布置的那样,上海市内的公共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5月27日上午,周林带人接管市政府,解放军干部早就部署好,宣布以前的人员都由政府包办下来,照常工作。市政府各个部门照常运转,保证交接顺利进行。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两点左右,原市政府工作的全体人员集中到会议室开会。陈毅特别关照在市政府工作的所有勤杂工也要来参加,300多人把这间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陈毅第一次以上海市长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欢迎旧政府人员留下来一起建设新上海。会后,陈毅又请赵祖康单独谈心,他欣赏赵祖康在市政工程方面的才能,希望他发挥自己的专长,继续担任工务局局长。
在上海解放的1949年5月,赵祖康担任旧上海最后一任市长,与中共地下党紧密合作,为上海解放与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8月29日,陈毅、赵祖康等在浦东高桥海塘决堤现场视察,共商抗危救灾事宜
五、军管会首先接管交通大学
1949年5月上旬,成立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下属各系统接管机构,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具体负责接管上海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处根据地下党所提供的资料,开始对上海高等院校的情况进行摸底,筹划入城后接管工作的具体步骤与方法。
当时上海共有大专院校48所,其中公立15所、私立27所、教会学校6所。交通大学作为公立学校中的国立大学,规模最大,历史悠久,拥有一大批知名教授,曾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在上海乃至全国高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丹阳会议上,决定在重点接管的四所国立大学中首先接管交通大学,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1949年6月中旬,为了顺利推进接管工作,接管之前,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多次召开知识界人士会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49年6月15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文字第壹号令)
接管交大程序
接管交大大会在新文治堂举行
1949年6月15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共同签发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文字第壹号令”:“国立交通大学:兹任命唐守愚同志为本会代表,负责接管该校,仰即知照。此令。”接管仪式同日在交大新文治堂隆重举行。军代表唐守愚向全体师生宣读了“文字第壹号令”,阐明“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接管方针,宣布“取消党义、公民等反动的政治课,取缔国民党的训导制度,解散校内一切反动团体”。唐守愚把军事接管交大这件事誉为“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坚持斗争、有着‘民主堡垒’光荣称号的交大师生两股民主力量的胜利会师”。从这时起,经历种种磨难,交大学子终于能坐在安静教室里认真听课,在图书馆里奋发读书,在实验室里完成科学实验。交通大学这所饱经沧桑的高等学府,终于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1949年7月29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文高教字第壹号令)
1949年7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向交大发布了由陈毅、粟裕联合签署的第二个“壹号令”,即“文高教字第壹号令”。全文如下:
国立交通大学:
兹派吴有训、陈石英、王之卓、钟伟成、陈大燮、朱物华、陈维稷、钟兆琳、王龙甫、黄席棠、曹鹤荪、裘维裕、张鸿、张震、汪旭庄、胡永畅、蒋大宗、沈友益(学生代表)、张立秉(学生代表)为国立交通大学校务委员,并以吴有训、陈石英、王之卓、钟伟成、陈大燮、朱物华、陈维稷、胡永畅、沈友益为常务委员,吴有训为主任委员,陈石英为副主任委员,以陈大燮兼教务长,王龙甫兼秘书长,朱物华兼工学院院长,裘维裕兼理学院院长,钟伟成兼管理学院院长。除分令各新任人员即日到职视事外,着该校原有负责人克日办理移交,并将交接情况具报。此令!
这份文件清晰地规定了交大校务委员会的基本人员构成——由学校负责人、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代表是中坚力量。作为在学界享有很高声望、深受广大师生敬仰的专家学者,很多人长期在交大任教,对学校感情深厚,也熟悉学校事务。
1949年8月2日,交大校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并向全校发布由主任委员吴有训、副主任委员陈石英签署的布告,开启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并着手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保证学校在“新旧过渡时期”行政机构的有效治理与运行。
素材整理:罗莹、孙萍、华子怡
素材来源:
《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五卷(1949-195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战上海》,刘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赵祖康传》(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书系),陶柏康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值班编辑:李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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