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名物图解》，李亚明著，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年

《周礼》的最后一部分《冬官考工记》（以下简称《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在中国文化史、科技史和工艺美术史上具有极高地位。但是，《考工记》非常难读，“守章句之徒不知引伸，胶执旧闻”“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许多读者认识原典文本的字形，也知道读音，却不知道其意思。如何探究《考工记》的名物训诂？笔者认为，应遵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提出的关于治经的三条原则。

审名实

人们刚开始读《考工记》的时候，所见所闻，无非是整体原典的文本，难免望而生畏；但读的遍数多了，就会发现这块硬骨头的肯綮，便是书中一串串的名物。

《考工记名物图解》在建构名物词语系统的基础上，按照原材料、车辆、旗帜、兵器、容器、乐器等名物板块的框架结构，细审名实，逐一按系统类聚340个名物，把看起来像散珠似的各类名物串联起来，便于读者更加清晰地阅读和理解《考工记》这本难懂的古书。

重佐证

鉴于名物的具象性特征，名物训诂就不能仅仅局限在语言要素之内，而必须把视线拓展到所指的实物。以《考工记》中的兵器名物为例，“唯是后人论器，仅能通其文字，苦鲜实物为证，揣想所及，往往对一器而解释异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又或昨是而今非，理想乃与事实相异。即博学深思之士，如清大儒程瑶田氏者亦在所难免，如论周戟是，则物征不足之过也。”正如王国维所讲，要继续拓宽视野，即“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无独有偶，陈寅恪也有类似的表述：“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实践方面，陆宗达考证湅丝工序，孙常叙考证耒耜的起源和发展，沈文倬考证周代宫室，均在这方面树立了样板。

戒妄牵

陆宗达和王宁曾总结，以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方面，就是“熟知古代典籍，精通各朝文献，尊重实际的语言材料，善于系联，更善于比较，在词义的探求与整理上极好地继承了汉代学者的‘为实’精神，尽力做到不妄言，不臆测”，这同样体现在《考工记》的名物训诂领域。例如，纪昀曾问戴震，为何《考工记图》没有《辀人》里面提到的龙旂（qí）之类的图片？也没有《梓人》里面提到的筍虡（sǔn jù），以及《车人》里面提到的大车、羊车之类的图片？戴震回答说：“思而可得者微见其端，要留以待成学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也这样说：“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后有好学深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孙诒让在疏解《舆人》时也说：“凡此经诸围，或方，或圜，或椭长不等，经注既无明文，姑兼存众议以备考。”

为何戴震《考工记图》在甗图的左下角标注“庾则无考”？王宁曾对《考工记名物图解》的作者耳提面命：“在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中，可考实的名物只是二者相互叠加互相证实的一小部分，而尚未能考实甚至根本不可考的占大部分。因此，名物考据要实事求是，在掌握充分证据之后才能考实，切忌急于求成，妄加猜测，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在新的足以证实的文物尚未出土之前，只能老老实实地说无考或未考实，这恰恰体现了乾嘉学派的学风。”这既合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义，也合乎《考工记》所崇尚的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综观《考工记名物图解》，该书汲取最新的文物考古成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物考古成果，以跨越东西方古今文化的图解视角阐释《考工记》，有利于更好地传承这份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宋明以来，屡有为《考工记》配图注解者；但由于《考工记》原文“词义钩棘难晓”，且限于当时文物考古水平，难免陷于主观臆测。《考工记名物图解》则继承了乾嘉、章黄学派“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朴实学风，既致力于多方求证、精准阐释，也要做到实事求是，延续戴震《考工记图》的图注传统，遵循章太炎“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的治经原则，辅以最新文物考古成果，详审名物词语系统，厘清讹混，值得一读。

（作者颜阳天，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作者英欢超，单位：浙江出版联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