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小龙）2017年9月5日凌晨4时48分，我的父亲，在经历了整整两个月ICU病房的煎熬后，告别了这个世界和他的亲人，享寿八十八岁。
图1
父亲自2007年第一次脑梗直至他的离世，庶几是在病痛折磨中度过。在这十年当中，父亲接连又做过两次大的手术，术后各种后遗症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我眼见生命气象曾经如庞然高山一样的父亲，一点点地衰颓下来。
我从小的印象，父亲一直是一个气势如虹的男人，所到之处，云卷风啸的，会把一种凛凛的气场，或是一种压力带给周围的人，在1949年以前从延安出来的那一批红色文艺人中，父亲总是最显挺拔英武，有轩昂派头的那一个，然而他又是一个与他的这些老战友群体颇为游离的人。1947年，父亲从延安西北文艺工作团被抽调去加入了由钟敬之、苏云、成荫、凌子风等人负责的一支电影工作队伍“西北电影工学队”。从此，他离开陕北群体，去了东北，参加初建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所以，十多年后父亲再由东北回到西安，加入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初建工作时，当初他的那些陕北文艺工作老战友们，分散在西北五省各个省会城市的主要文艺团体，多已从事文学歌舞话剧曲艺类工作，“搞电影”的我的父亲，与他们渐成陌路，颇有疏离，父亲成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人，同时，也当然成为他的老战友群体里的“异类”。
就这样，从青年到晚年，父亲把这种“离心”状态，索性养成遗世独立的个性气质，养成了一种“势”，这种“势”，直到他被病魔击倒之前，从来没有示弱过，也从来没有散乱过。
从我的童年开始的印象中，父亲的日常着装，一直是朴素甚至简朴的，但是每天出门前倒是永远不忘从头到脚把仪表仪容细细料理统正，不容疏忽苟且。
父亲性情中最大的特点是，耿介，不唯上，不媚下，工作中的暴脾气对事不对人。多少年下来，一部分人记住的我父亲，是话糙理不糙，刀子嘴豆腐心，这部分人理解他，并不记仇，不做计较；而当然会有另一部分人，尽管可能获得了父亲的很多关照和提携，可是都不会记得，而唯一的一次有口无心的言语相伤，可能就被这些人深刻牢记，“文革”当中，以造反的名义，直接向我父亲拳脚相加，恶意报复，即为此类宵小。
我的姐姐告诉我，“文革”后，有曾经对我父亲施过暴者，来家里给父亲道歉，跪在地上不起来。父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见这情景哪里受得了，赶忙热情招呼，劝抚起来人，并吩咐我姐姐帮忙倒水沏茶款待。姐姐因为目睹过这人在“文革”中对父亲曾经施加过的残忍行为，拒绝听从父亲的指示，昂首而去，一时令场面极为尴尬。俟来人走后，父亲转而非常粗暴地训斥我的姐姐，怪她不懂事，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地对待上门道歉的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情感柔软的人，暴脾气从来是虚张声势，不会走心。
晚年，父亲没有生病的时候，偶尔还会高喉咙大嗓门儿地跟我吼上几吼，家人都认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与他一辈子这种爱激动而过于刚烈的性情，难脱干系。
父亲的肉身，或者还有灵魂吧，已经无法见到了，这个与我结下五十二年父子亲缘，活生生的男人，已不存于斯世，犹如心头剜去一大块血肉，只知疼，可是找不到哪里疼，好像整个空气都是疼的。从此，四季于我会多了一季，疼痛季，循环往复，直至我不存于世。
从此，我与我的父亲，只能隔着照片互相观望，照片这个东西，价值最大化，就是通过凝望，长久的凝望，达到抒怀和思念。照相术的发明，是上帝对人类最大的恩赐。
感谢上帝，我的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照片，无论照片中的人是他，或者是他拍的别人，都存着他的气息，这比他的灵魂真实，比他的灵魂更容易让我抚摸和拥抱。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有照相机的家庭和个人，尚属少数。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追求时髦的人，在同辈人中比较早地有了自己的相机，可是父亲似乎并不敏感于影像艺术，手里一台苏联仿德国莱卡旁轴135相机，常伴其身，这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件奢侈品。父亲一生有两件奢侈品，另一件就是他的小提琴。
父亲这台老苏联相机用了大概四十来年，留下的照片和底片，都不是那种摄影艺术爱好者的作品，而是一种类似社交礼仪式的摄影。那时候的人和人之间，纯以性情志趣好恶而分类结群，没什么太功利的交往，所以，父亲和照相这件事的关系，也很简单直白，他就是个爱给别人拍照片，然后送给各个被摄者以留作光影纪念的一个人，一个热心肠的人。
生活中，父亲颇讲究仪式感，他觉得和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相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所以要留下照片，这是件认真严肃的事情。因此，他总是认真地拍照，然后认真地冲洗放大，一宿一宿不睡觉，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常常就是他的暗房，白天锅碗瓢盆成堆的地方，入夜之后立刻被清理成一间红色的迷幻感很强的房间。我性格里暗藏的很多神秘主义的诡异念想，大概是在很多个这样的夜晚，给父亲打下手的时候养成的吧。木头夹子夹着一张白色的方块纸，有节奏地在水盆里晃几晃，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就渐渐浮出纸面——
图3
太阳正红的天气里，父亲会守着一块玻璃板，看那些像膏药一样贴在上面的放大好的照片，一张一张卷起来，“啪啦”一声，脱落到地上，然后，再一张一张捡起来，利用桌子边沿，以一个手的手指配合另一个手的手掌，把这张弯成Ｕ型的照片，抻展压平，父亲手掌的小山丘厚厚软软的，看他压平照片的过程，很踏实可靠。
翻找父亲早年给亲朋好友拍下的照片，有一个发现，这些被拍照者的角度，从我母亲到我，到我的姐姐以及几乎所有人，是经历过一个悄悄变化的过程的。50年代，拍摄角度以平视为主，逐渐到了70年代，家里照片也集中在这个年代最多，这个时期的照片，所有拍摄基本采仰拍，斜侧四十五度，被拍摄人物不分男女老幼，各个都有被烘托成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味道。后来历史看多了，我个人觉得，这是父亲那一代中国电影人，受了70年代强调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江青对电影界做出若干明确指令的那个大局面的影响。父亲每一次对被摄者的“摆布”，摁下快门的每个瞬间，都是时代烙印的灼烫。
以下照片，是在父亲遗留在世上的海量照片里粗粗摘选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里父亲的身影，都是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我和我的亲人，与已经走进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唯一的对话媒介。我想起苏珊·桑塔格的话，并略作引申：我们通过照片，可以最亲密最令人心碎的方式，追踪观看我们已经远行的亲人，如何走完他的一生的现实——
图1这张照片大概是父亲留在世上最早的一个身影。这一年他十五岁，在米脂中学读书，“米中”校舍建在李自成位于蟠龙山的行宫里，建筑结构和气势一眼可见李自成那一腔掩饰不住的帝王大梦，所以米中也称“蟠龙山中学”。也是这一年，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去米中招收学生，父亲被选中，从米脂到延安，父亲离开了他的家乡，走入他后来一生事功旅程的起点——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
父亲在“鲁艺”音乐戏剧专业学习音乐，师从吕骥、刘炽、贺绿汀等。一年后，父亲即被征选入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支红色文艺工作团队“西北文艺工作团”，简称“西工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几期“西工团”工作过的干部和学员，分别进入西北五省各大文艺团体。各地文化文物部门的主管官员，话剧团、歌剧舞剧院、地方戏剧团体、电影院、作协、音协、美协，等等，几乎都是“西工团”里走出来的人，他们互相提携，也互相竞争，合纵连横，西北文艺界这种特别的人际关系，这种特殊的文艺体制“生态”，以陕西西安为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鲜活地存在着。
1947年10月，中共在西北地区为培养电影专业干部和人才，分别抽调陕晋两地比较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组成了西北电影工学队，父亲被吸收加入。工学队由钟敬之、苏云、凌子风、成荫等带队，从山西兴县徒步行军八个月奔赴东北（图2）。彼时，中共接收了满洲映画社，并改造为归属中共东北电影局管辖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西工队这批队员到达东影，旋即被分配在东影的各个艺术和技术部门工作。
父亲在“长影”工作了十年，起先在录音股，跟从留用的“满映”著名录音师高岛小二郎学习电影录音技术。后来先后担任过十多部译制片的录音师、录音车间主任、长影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图3）。
和所有中共各级干部任用制度一样，那个年代，组织上认为你应该去哪里，会随时派去哪里的。父亲曾经的理想是坚持把音乐学好，他一直拿马思聪当他的偶像。直到有一天，听说马思聪“叛国”了，父亲跟我说，从那时候起，他觉得拉琴像做贼似的，也是从那时候起，拉琴没有离开过弱音器。
父亲在担任长影党委宣传部干部的时候，正是长影全面开展反右运动的时候，很多与他很熟悉的干部，忽然变成右派。父亲还算镇定，论人不论事，他会一如既往和这些之前的熟人相处，正常往来，父亲的身份令他必然要去完成很多上面交代给他的任务。著名导演郭维，彼时已经被划为右派，灰溜溜抬不起头，某次父亲奉命前去通知他什么事情，进门看到郭维，说了一声：“郭维同志，党委派我来……”郭维听到“同志”二字从我父亲嘴里说出来，很是激动，连说小高你是好人，你竟然还能叫我同志——父亲说：“郭维同志，我是实事求是而已，上面并没有宣布您是敌人，我当然要称您同志。”
“文革”后很多年，郭维已垂垂老矣，记得一次郭从北京来西影出差，见到我父亲，还念念不忘这件事，跟我母亲说：“小高是好人啊，那个时候，我在接受审查期间，敢叫我同志，真是大胆，善良。”
父亲任录音师的译制片获得过时任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签发的集体质量奖锦旗，属于当时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图4），他个人也荣获了东影先进工作者奖励。
东影翻译片组，当时主要译制苏联电影。父亲到了东影后，之所以被组织上分配去译制片组，理由是，苏联电影多数是历史剧，英雄史诗式的故事和剧情，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比如《库图佐夫》《苏沃罗夫大元帅》《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他们有祖国》等，这些电影的配乐，都是大型交响乐一铺到底，领导认为，你高某某来自鲁艺音乐系，那么一定是对交响音乐很在行，那么做苏联电影译制片的录音工作，便是理所当然的了。那时候，分配和调度工作就是这么简单，非常时期，都是上火线的架势，一切不容分说。
1955年、1956年，我亲爱的大姐二姐在长春相继出生（图5）。后来的几十年，我这两个姐姐，侍奉和照顾年迈多病的我的父亲和母亲，做尽了所有应该由我来做的辛苦劳累事，这种愧疚感，我今世怕是不得释怀了。
1957年，为支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筹建，父亲受组织委派，带领一部分长影的电影专业和技术骨干回到西安，为初创中的西影加强干部力量。这一行几十位老长影人，均为西影建厂初期各个部门的扛鼎者（图6）。
父亲晚年才告诉我，当年，他和另外两位干部，被长影派回西安，原本是要让他们三人分别做好奔赴甘肃、青海、宁夏的准备。当时国家有计划要在陕甘宁青的四个省会城市，分别建立四个电影制片厂。后来，因为“大跃进”及中苏交恶等一系列原因，这个计划中止了，于是父亲和另外两位干部，就在西影工作了一辈子。
“文革”期间，电影生产全面停止，父亲遭遇蹲牛棚、关禁闭、挂牌子游街挨斗的命运，长期忍受着来自造反者的各种人身攻击和肉体折磨。后期稍微缓和些的时候，父亲和长影一起来的几位老友，都是被停职务和反省的，他们私下成立了“西影高级动物园”，以狮子老虎大象狗熊互相起了绰号，以凑在一起打打扑克，互相串门儿聊天的形式，悄悄议论各种政治八卦，以这种自嘲、自黑的方式，打发百无聊赖的郁闷生活。父亲的绰号是狮子，盖因他是这些人里嗓门儿最大者。
1960年，父亲作为陕西省文艺界（电影组）代表之一（图7），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父亲这一次的经历，对于他这样一个基层文艺干部来说，一生不忘，这是他认为的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也给他带来很多的傲气和虚荣。父亲这一辈人，追求功成名就的心思还是很重的，马列主义理论诸多教条，似乎都不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古训或者祖训，要来得更真实更励志。
所以，他们教育子女的方式，价值观、世界观，往往是呈现很多互相有冲突的，互相有抵牾的诉求，这也给我们的成长多少造成一定的无所适从，反而养成了我自己的一种面对这个世界，会怀疑，会叛逆，会不相信，会调侃和不恭敬等，成人之后，我反而会感谢这样的一种经验。当然，这样的获得于我而言也许终生受用，可是，我父亲生前，我是万不可能和他讨论这种得失的，即使现在，父亲在另一个世界，我也不想让他听到太多颠覆他一辈子的价值观的片言只语，尽管，在他生前，我也常常会刻意冒犯一下他，现在想来是很有些懊悔。
父亲三十五岁这一年，我出生了（图8）。
而又一个三十六年后，我也生下了我的儿子。
父亲这辈子，属于他自己最重要的两件奢侈品，一是苏联卓尔吉仿莱卡旁侧取景相机（图9），还有一把40年代购于长春的小提琴。这台相机已经由我收藏，小提琴后来好像是损坏了，不知去向。记得70年代初，父亲曾经努力想让我能继承他的小提琴技艺，可惜，父亲的教授方式简单粗暴，加上那时候敢放开音量教我练习的曲目只能是《东方红》以及《闪闪的红星》和“陕北民歌”，他自己想练习其他西洋曲目都不敢，实在技痒，只好加上弱音器，偷偷拉两下，且情绪压抑愤懑，有气，自然就会撒在整天练习“索索索拉索，啦米哆”（《东方红》旋律）的我的头上。如此景况，我这个学生，不厌烦不逆反才怪。
这一年，我和父亲母亲去陕西周至县马召公社“探视”被上山下乡的我的大姐，这一次我最清楚的记忆，是回西安的路上，母亲一路不停地啜泣，一路不停地落泪。图10中我母亲的表情已经能看出她刻意隐忍的情绪。
记忆中，这样的全家福（图11），是每年春节必然要拍的，地点总是只有两处，西影家属院的林荫道上，或者大雁塔脚下。
九岁那年，我在无锡参加西影“文革”后恢复生产拍摄的第二部故事片。那年某天，我在西影院子里瞎转悠，被路过的导演孙敬（30年代上海滩名导演，“文革”前为西影拍了一部广受好评的黑白故事片《桃花扇》）看到，问我是谁家孩子，我说了父亲名字，孙敬找到家里，说要拉我去做小演员。孙敬尽管也是刚被“解放”的人物，可他是当年西影导演里面的大牌。父母当然认为对我而言是个绝好的锻炼机会，出去闯闯，增长见识，所以，欣然应允孙敬先生的提议，我跟着《阿勇》摄制组去了无锡，一去就是四个月。
这是父亲借出差无锡电影胶片厂的机会，把我从《阿勇》摄制组接出来，在他的无锡老朋友陪同下，我们去了鼋头渚、三山公园等，这是我童年时代最珍贵、最“豪华”的一组黑白照片（图12）。
图13是1988年父亲接待日本富士胶片厂访问西影代表。当时中国无论第几代导演和摄影师们都是一味迷恋柯达伊斯曼彩色电影底片的，对富士电影胶片多有偏见和不待见。富士代表来中国，企图破冰，西影找当红影人张艺谋参加会见，对富士算是很高礼遇了。只是，没什么作用，富士胶片那种柔柔粉粉的文艺理性主义调子，很难打动刚刚洞开国门之后，血往上涌的中国电影影像艺人们对柯达电影胶片那种热烈饱满的色彩情绪的青睐，尽管使用富士胶片成本相对低廉，也难撼动柯达的地位。
图14父亲和他的孙儿最后一张合影。这时候，孙儿已经懂事多了，从大洋彼岸回来看爷爷，一进门，第一次直接走到爷爷奶奶身边问好，看到父亲被保姆搀扶起身，第一次走上一步主动说出“要我帮忙不”……可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2007年，父亲第一次脑梗至去世之间的整整十年，我两个姐姐（图15），照看一次一次入医院治疗的父亲和母亲，是她们两个家庭的主要日常生活，尽管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她俩还当我是小她们十岁的弟弟，各种的不放心，啰唆，强迫性的关心和担心……我姐姐一位老同学有一次电话里跟我喊道：你姐为你可是操碎了心啊！
对姐姐有太多的话想说，可是说不说都无益，姐姐们什么也不说，却是替我做了所有在伦理上应该由我去做的事情。7月初至父亲走的最后这两个月里，两个姐姐每天轮换睡在ICU门口的地铺上，父亲浑身插着各种管子，意识模糊着躺在里面……
若论养儿防老，大概率而言，养儿无用，这是一句狠话，也是一句实话。我父亲的晚景，可以佐证。
2017年9月7日，上午七点五十至中午十二点整，在西安殡仪馆和西安高桥墓园，经过了吊唁和告别仪式，我和姐姐们喊着爸爸放心走吧，目送着他的躯体被送进高温焚化炉，再目睹父亲成为白骨，经敲打，碾碎，再一铲一铲地填满一个体积不大，但是颇有重量的骨灰盒，我一路怀抱着，送到墓冢，入土为安，从此，天人永隔。
我的现实生活中不再有我经常张口叫着的老爸、老父亲、老爷子了。那天我的发小发微信问我：“龙，你老神父咋样了？”我才恍然想起幼年时有那么一阵子，我和我这个发小日常会把彼此的父亲或者别人的父亲叫“老神父”，你家老神父，那个谁谁他老神父等等，不记得这个老神父的出处，总之里面带有一些对父亲的敬畏，还略带一些对父亲权威的小挑衅和小调侃，隐含着亦敬亦畏亦谐的潜意识。如今，无论什么，日常称呼和现实交流中可以拥抱，可以捶背揉肩的那个老父亲，已经不在了。一世人生中这个重要的血亲，这个重要的角色：父亲，已经变成生前所有记录在字纸、语音、影像里的素材，唯余无尽的怀念，和失去至亲的那种永远的伤痛。
2017年12月17日，在父亲离世一百零三天之际，我的母亲，放心不下他相守一生的男人，随我父亲而去了。临走前两天，母亲跟我说：“我这会是要走了，要去你爸那了，那个地方（指与我父亲合葬的墓地）不错，山明水秀，我不反感——”
父亲母亲（图16）同年出生，母亲长我父亲两个月，母亲家姊妹兄弟五人，母亲行二，因此，我父亲一辈子称呼我的母亲“二姐”，父亲临走这一年多，须臾不能离开我母亲一步，视线内稍微不见母亲身影，即“二姐”“二姐”叫个不停，大概是前世有约，今生两人一定要一同来一同走，所以，八十八年人生路尽，就这样相跟上一同去了。我们子女们哀痛不已，爸妈在他乡，却可能两情两心终得喜乐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