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国古代竟然有一个另类的心脏移植记录。

准确说，应该是“换心”。据《列子·汤问篇》记载，主治医生是扁鹊，患者是鲁国的公扈和赵国的齐婴。扁鹊认为他俩的病要想根治，只能交换心脏。结果，这俩人病是治好了，但有齐婴心脏的公扈，觉得他应该是齐婴。同样，有公扈心脏的齐婴，也直接上了公扈的家门，觉得那才是自己家。

这个像绕口令一样的结局，显示出一个问题：古代，人们觉得心脏带有一个人的记忆，心脏移植后，记忆也随之发生转移。

但，这是真的吗？

在心脏移植手术大力发展的当今世界，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不止人脑有记忆

众所周知，人的大脑具有记忆功能。但只有大脑才有记忆功能吗？显然，一些研究人员有不同意见。

美国夏威夷大学神经心理学家保罗·皮尔索尔（Paul Pearsall），在《心脏密码：挖掘心脏能量的智慧和力量》一书中记录了大量案例。

比如：一名8岁女孩在接受一名10岁女孩的心脏后，不断梦到供体女孩被谋杀的场景，而警方根据其中的线索将罪犯绳之以法。

再比如：一名47岁的男性患者在心脏移植后，开始有轻度进食障碍。而这是那位14岁供体女孩生前就有的问题。

保罗认为，人类身体拥有记忆功能，而心脏又有唤醒记忆的功能。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家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则将之称为“细胞记忆”。

简单来说就是：细胞拥有人体整套基因，器官移植患者会“继承”来自捐献者部分基因，类似形成记忆的细胞条件反射。

加拿大多伦多全科医院阿杰梅拉心脏移植中心医学主任迈克尔·麦克唐纳（Michael McDonald）表示，“细胞记忆”作为我们适应性免疫反应的一部分，可以使我们不受疾病、感染、癌症和各种异物的损害。

坎迪斯佩特教授是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药理学家，他也认为思维不仅存在于大脑之中，而是遍布整个身体的。他相信记忆能够传输到网络的任意一个地方，有关食物的记忆可能在胰腺或者肝脏里，也可以通过移植转移到别人体内。

是科学还是巧合？

虽然多年来有很多案例支持“细胞记忆存在”的观点，但相应地，也有许多科学家不认同“记忆转移”这一论点。

美国首席心脏病专家约翰·施罗德称：“器官移植会转移记忆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国民保健署移植服务部门前主任约翰·沃尔沃克（John Wallwork）认为，器官移植不可能改变人的性格、记忆或感觉。许多实验也证实了这样的观点。

1992年，一项研究访问了奥地利维也纳47名经历心脏移植2年以上的患者，其中79%的患者表示他们术后性格并未发生任何变化；15%的患者称，自己的性格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因为器官移植，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危及生命的事件。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移植外科医生杰夫·潘奇（Jeff Punch）对 “细胞记忆”给出了几种可能解释。比如某些器官接受者发现自己手术后开始爱吃甜食，恰好与捐献者一样。但这其实是因为治疗过程中使用的免疫抑制剂——泼尼松龙使人感到饥饿，因此器官接受者在用药后可能会渴望甜食——这样“神奇的性格转变”其实仅仅是药物的作用。

也有研究表明，心脏移植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到压力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放大生存的不稳定感，对患者造成一定影响。

以色列沙瓦塔精神病学中心一项对35名经历心脏移植的男性进行调查。73%的受访者认为心脏移植对让他们对生命的珍贵有了新的认知，变得更加利他主义和追求精神价值。因此，也会相应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科学，还是巧合？至今仍争议不断。给真相以时间，也许，业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仍旧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