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邵力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一直为民主革命奔走，为推动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首邵力子的一生，作为近现代最早报人之一，他以《觉悟》副刊等为阵地，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积极声援工农运动、热心引导进步青年从事革命事业，正是其为民主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缩影。

　　改革《民国日报》副刊

　　邵力子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人家，1902年，邵力子中举，但他没有入仕，而且选择继续去新式学校求学。同年，邵力子转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学习，1905年又考入震旦公学及马伯相组建的复旦公学。在学习过程中，邵力子决定去日本学习新闻学。

　　虽然邵力子的日本之行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但对他之后的人生影响很大。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决心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因此，1907年4月回国后，邵力子就着手办报，希望用现代报刊为民主革命事业鼓与呼。其间，他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纸，登载了大量民主革命的信息。

　　在办报过程中，邵力子经常面临经费、人手不足等问题。民国初年，各大报社为做好新闻版，一般会在北京派驻记者便于获取第一手讯息，但《民国日报》拿不出这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拿到最新资讯，邵力子经常到上海其他各大报的主编、记者云集的烟馆、茶馆打听消息，然后自己撰写新闻稿。即便如此，《民国日报》还是经常面临印费不足的问题，为了解燃眉之急，邵力子经常自掏腰包。

　　除此之外，邵力子还非常注重突出办报特色，希望所办报刊能够为革命发声。五四运动爆发后，以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等为代表的一批副刊以对时事的新锐批评，颇受各界关注。但《学灯》副刊的许多观点与革命理念背道而驰，为了争取这一宣传阵地，邵力子决心改革《民国日报》副刊。

　　邵力子对原有的《民国日报》副刊《民国小说》《民国闲话》进行改版。1919年5月12日，邵力子把《民国小说》《民国闲话》合并为《民国小说、闲话合刊》出版，又将空出来的版面改为《大家讨贼救国》刊出。《大家讨贼救国》与当时的民意十分契合，因此很受读者欢迎，相比之下《民国小说、闲话合刊》就显得较为黯淡，因此就逐渐被淘汰。之后《大家讨贼救国》又改名为《救国余闻》，《救国余闻》又改为《觉悟》。对于为什么要取名“觉悟”，1919年6月18日邵力子在《古训怀疑录》中解释了“觉悟”的含义，“大家都要觉悟，社会是需要互助的”“到近来，我国和欧美同上，外国的新潮流，跟着我们的失败，一点一点地输进来，我们也就一点一点地觉悟起来”。在邵力子看来，办《觉悟》副刊不是为了用趣味、休闲的内容吸引读者，而是想通过发表具有思想性、文化性、知识性的文章，唤起民众思想上的觉醒。

　　从1919年创办《觉悟》副刊，到1925年前往广州参与国民政府工作，邵力子刊登了大量呼吁革命的杂文、小说、译文，引领了民主革命的风潮，让《觉悟》副刊名噪一时。

　　传播马列主义

　　邵力子在主持《觉悟》副刊期间，使得该副刊逐渐成为早期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邵力子组织大量进步人士如陈望道、张太雷等，翻译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作品。如1922年2月20日《觉悟》副刊登载的于敏翻译的列宁演说《从战争到和平》,1924年11月26日至30日刊登张太雷译的列宁的《马克思政治学》（后改译为《国家与革命》）。在翻译过程中，邵力子要求译者在坚持准确、严谨原则下，“提倡真挚的著述，破除著译的藩篱”。为此，邵力子在力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就想办法找到日文、英文两版《共产党宣言》，希望能为他结合翻译《共产党宣言》提供参考。

　　十月革命后，苏俄从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先进工业国，这让邵力子等先进知识分子不禁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邵力子在《觉悟》副刊刊登了大量介绍苏俄政治、经济发展措施的文章，如《劳动法典》《婚姻律》《文化政策》《经济组织》等。同时，为让读者更好了解苏俄，《觉悟》副刊不断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

　　声援工农运动

　　《觉悟》副刊对工农群体的生存状态、历史价值及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并对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进行了声讨，为工农运动赢得了更多的舆论支持。

　　《觉悟》副刊发表了众多文章，积极呼吁改善中国工人群体的劳动环境。在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当天，邵力子在《觉悟》副刊发表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八点钟工制”底成绩》《减少工作时间与人道》《学徒和劳动节》等文章，指出“现在的工人，不是一生一世要靠做工度日么？不论怎样想发财的人，总不能拿别人的性命，来填满自己的钱袋”，要求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

　　邵力子还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工人的团结抗争有利于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1920年4月，邵力子在《解决政治问题的利器》中指出，中国工人应该成立工会，并赞扬了1920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这次香港机器工人罢工，算是中国劳动者第一次罢工的胜利，而胜利的原因则是工人能够贯彻奋斗和牺牲两种精神，团体非常坚固，没有半个工人越出团体以外”。

　　1920年6月苏州爆发机匠罢工后，邵力子在当年6月28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苏州机匠罢工问题与舆论》，指出“‘维持人格，保护可怜的平民’，正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的事”，积极声援此次工人罢工。1923年2月8日，邵力子在《觉悟》副刊发表《京汉路大罢工》，赞扬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的大罢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在中国劳动史上，可算是劳工力争团结权第二次最热烈的举动了”。

　　邵力子还鼓励青年们深入农村，关注、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并提出“我们身上的血肉，就是无数农工底血肉构成的，应当‘还债’，与老农为伍，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

　　同时，对各地成立的早期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邵力子也持支持态度。1921年9月，浙江萧山衙前镇成立农民协会，参与了这项工作的沈玄庐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寄给邵力子，邵力子立即指出“萧山成立‘农民协会’，我们中国终于有了农民自己的第一个组织了！”

　　通过在《觉悟》副刊发表这些声援工农运动的文章，邵力子让更多群众了解到工农运动的真相，为工农运动发展赢得了更多支持。

　　青年导师

　　邵力子在上海三益里寓所有一幅上海全国学联主席、复旦学生狄侃所赠的“青年导师”的横幅。而邵力子主编《觉悟》副刊期间，积极探讨青年们关心的婚姻家庭、革命事业等问题，为青年们答疑解惑，正是这四个字的真实写照。

　　邵力子曾撰写了大量鼓励青年男女摆脱封建包办婚姻束缚、呼吁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扶助青年发展等问题的文章，刊登在《觉悟》副刊上，如《童养媳能否存在》《强制订婚的罪恶》《中国的妇女怎样》《决心求学的女子》《大家要帮助学生》《恋爱和学问》等，并鼓励青年学生来信交流。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大量青年受到鼓舞，走向革命。

　　丁玲长期为封建婚姻所困，她曾回忆“1922年春节后，我母亲找我三舅商谈，解除了我和我表哥的旧式婚约。我很高兴。但正是这时，我三舅父却找岔子，在我母亲目前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为了彻底摆脱封建婚姻枷锁，丁玲从平日阅读的《觉悟》副刊得到启示，“我把平时在《觉悟》等报纸杂志上读到的那些反封建、反豪绅文章中的字句，写进了我的文章”，并将文章投到《觉悟》副刊，坚信“至少上海的《民国日报》如邵力子先生等一定会支持我的”。而《觉悟》副刊确实如丁玲所想，很快刊发了她的文章，而这也让她对《觉悟》副刊和邵力子更加“尊重和佩服了”。

　　方志敏在参加革命前，非常喜欢阅读《觉悟》副刊，在邵力子的鼓励下，还在读书的方志敏就将散文诗《哭声》《呕血》投到《觉悟》副刊，并与邵力子有了书信往来。1922年7月，从学校毕业后希望到上海寻求真理的方志敏来到《觉悟》编辑部，拜访了邵力子，并希望在上海长留一段时间。在邵力子的帮助下，方志敏找到了工作、学习的机会。

　　一时间，《觉悟》副刊中的观点成为许多青年的言行准则，正如一位青年给《觉悟》副刊来信中所说“我的案头放了几本《觉悟》，我随时想一想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于《觉悟》精神？唯恐偶一不慎有堕落的倾向，才时时看《觉悟》，借以提高我的觉悟能力、觉悟思想，以养成觉悟的人格”。

　　随着1925年邵力子前往广州并卸任主编一职，邵力子主编《觉悟》的6年仍用众多文字启迪了青年，播下了革命种子，为“觉悟”时代的真正实现作出了贡献。

　　（作者：徐佳佳；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