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古运河日落（图源：视觉中国）

从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合理的概念就像点亮一盏灯，一经点燃就不会只照亮房子的某个角落，而是会投射到中国历史的每个基本的问题上——《水运与国运》一书正生动诠释了冀朝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这一番言论，该书从历史长河里提炼出“水运”，将之和“国运”两个核心概念的互动关系展开历史叙述，探寻数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

“水运”概念指向的范围十分广泛，涵盖农业经济、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军事战略与治国理念，是联结国运的纽带，书中对“水运”概念的运用能够做到收放自如，有的放矢。水运网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拓展了华夏民族生存空间。

作者在叙事中善于抓住历史转折的关键点，通过水运以小见大，透视国运转变的大势。例如，隋朝开凿大运河顺应历史潮流，这是“利在千秋”的工程，但“弊在当代”，隋炀帝未能考虑征发的劳役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引起民变，最终杨广身首异处，国祚遂灭。进入唐代后，运河关系其国运盛衰，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也曾提出：“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而政治重心仍在北方，大运河成为连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自运河开辟以后，漕运一直是困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难题。作者以“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的诗句盛赞刘晏主持的漕运体系改革，他解决了因安史之乱导致的运河不畅问题，将江南地区的粮食等物资运输到中原，推动了中唐时期的经济复苏，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系，促成了唐代国运的中兴。

书中颇具新意地归纳了明清两代海禁政策调整变化的模式。作者认为明朝“开——关——-开”的海洋政策处于正向循环，总体上呈现对外开放格局，刺激海外贸易的繁荣。倭寇与沿海走私问题密切相关，是海禁与反海禁斗争的产物，其背后的实质是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外贸易促进中晚明时期白银流入，刺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缓和了统治危机，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朝衰退的国运。明清易代，清初迫于郑成功海上力量的对抗，实施严格的禁海令。虽然康熙在收复台湾后允许开海贸易，但之后清朝的海洋政策摇摆不定，走向了“关——开——关”的逆向闭环，对外交往的大门越关越严，乾嘉时期，英法等国陆续完成工业革命，派往清朝的外交使团均无果而终，中国终于丧失融入世界的机遇。

当然，作者也敏锐地洞察到，不能简单地将清朝视为“闭关锁国”，而要全面把握其海洋政策调整变化的历史过程。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主要来自海上，清政府在门户洞开中一蹶不振，所谓的“同光中兴”也是回光返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军阀混战的中国仍然积贫积弱。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孙中山认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并在《建国方略》中对海洋航运和海港做了专门论述。《水运与国运》的作者正是在这种宏大的现实关怀中，试图回答中华民族如何展开胸怀，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融为一体，在不断向大海进发的过程中，成为陆洋中介、世界枢纽。

水运与国运的关联，贯穿起华夏数千年的历史，本书解释了不同时代的国策选择。当现实生活的发展有所需要时，历史就会复活，沉默不语的故纸堆会被新的理论视野照耀，并昭示启发后来者。

《水运与国运》

吴 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