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林森（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5期

新闻回避可以从受众、媒体和新闻内容等不同角度分析，受众的新闻消费习惯变化和不同受众新闻回避的差异是颇受关注的议题。新闻回避的出现和增长本质上反映了受众新闻消费习惯的变迁，受众对一些新闻的回避既是在海量信息环境下阅读新闻的被动选择，也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主观意愿。由于不同人群的新闻消费习惯差异很大，不同受众的新闻回避也存在差异。已有调查显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受众媒介消费习惯不同，如年轻受众对新媒体的使用和依赖程度更高，女性更重视媒介消费中的情感体验，相应的，不同属性的人群在新闻回避的特征上也有差异，而作为代表媒介未来的受众群体，年轻受众的新闻消费和新闻回避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将梳理新闻回避现象的现状，并分析不同受众在新闻消费和新闻回避特征上的差异。

受众新闻回避的现状和特征

（一）全球受众新闻回避现状

当前，新闻回避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一项基于欧洲18个国家的调查发现，新闻回避受众的比重从2009年的15%增长到2017年的31%[1]。牛津路透研究院《2022年度数字新闻报告》（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简称DNR）基于46个国家93000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超过1/3（38%）的受访者表示“经常”或“有时”回避一些新闻（2017年DNR显示该比重为29%），过去五年几乎所有国家的受访者的新闻回避比重都在增长，有些国家受访者新闻回避的比重几乎翻倍，如巴西受众新闻回避的比重从2017年的27%增长到54%、英国则从2017年的24%增长到46%。需要说明的是，由于DNR主要分析受众的媒介使用情况，因此在调查中将一个月使用新闻不足一次的极端新闻回避者排除在外，这些极端新闻回避者的占比在北欧国家为1%—2%，在英国则为7%左右，因此实际的新闻回避者比重还要略高于该数据[2]。

新闻回避有不同的类型，既有“有意的”（intentional）新闻回避，也有“无意的”（unintentional）的新闻回避[3]，客观因素如信息过载等可能导致无意的回避，而基于低媒介信任度、受众兴趣等主观因素导致的新闻回避则更多表现为有意回避。2022年DNR调查显示，排在前三位的新闻回避原因依次是关于政治和新冠疫情的新闻太多（占43%）、新闻会带来负面情绪（占36%）、应付海量新闻已疲惫不堪（占29%）。2019年美国Pew调查机构针对12000名美国成年受众的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66%）的受众表示对海量新闻已经疲惫不堪（worn out），2020年4月Pew的调查显示，超七成（71%）的美国成人受访者表示希望从新冠新闻中喘口气（take breaks from COVID-19 news）。受众新闻兴趣和信任度的下降可能也是新闻回避的一大原因，美国受众对新闻感兴趣的比重从2015年的67%下降到2022年的47%；美国受访者对新闻的信任度从2015年的32%下降到2022年的26%，英国受众对新闻的信任度则从2015年的51%下降到2022年的34%[4]。

不同媒介平台中的新闻回避存在差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历时的针对人类认知和价值观的非商业调查，涵盖了较丰富的、包括媒介使用在内的人类认知、态度等数据，该调查从1981年开始每五年进行一次，并从第六次开始系统询问受访者的媒介使用行为，最新的对77个国家受众开展的2017—2021年调查（第七波调查，N=70867）显示，受访者对不同平台的新闻回避比重差异明显，新闻回避比重最高的媒介是报纸，看报纸每月少于一次或从来不看的比重过半（54.29%），而超四成（40.19%）的被访者从来不看报纸；其次是广播，近一半（48.86%）的受访者表示每月听广播少于一次或从不听广播；受众在电视上新闻回避的比重最低，只有一成多（13.66%）的受访者表示每月看电视少于一次或从不看电视（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综合性调查数据，如WVS、CGSS等是面向全体居民，而关于媒介使用的专业调查（如DNR）受访者是媒介使用者，两类调查样本不同、所代表的总体不同，这两类调查结果之间没有可比性，只能用于反映新闻回避等变量的历时趋势。

（二）中国受众新闻回避的现状

中国同样面临新闻回避的挑战，已有研究展现了中国受众较强的新闻回避倾向，如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新闻媒体在北京地区居民信息源结构的占比已从2004年的76%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29.4%左右[5]。然而，目前专门针对新闻回避的全国调查依然较少，DNR调查也尚未涵盖中国大陆。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大致分析出中国新闻回避的现状。CGSS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始于2003年，从2010年开始系统调查受访者媒介使用行为，可以比较不同年份媒介使用的纵向变化趋势，较全面地涵盖了受访者使用不同媒介的频率，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个体层面媒体使用数据。最新公布的2018年CGSS数据（N=12787）显示，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五类媒体中，受访者回避率（过去一年从未使用的占比）最高的媒体依次是广播（66.44%）、杂志（66.03%）和报纸（61.86%），说明传统媒体在信息过载的新媒体环境下面临受众流失和转型的压力（见表2）。

（三）新闻消费在不同受众群的分化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新闻，绝对回避新闻（即不接触任何新闻）的受众比重很低。CGSS调查显示，表示“从不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信息的受访者仅占2%左右（2010年为1.22%、2013年为1.13%、2015年为1.39%、2017年调查显示该比重为1.61%、2018年为2.33%）。在人们注意力和时间有限的背景下，受众在不同媒介的新闻消费成为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在原子化、个性化社会中，受众的媒介消费越来越呈现两极化，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分化状态。由于CGSS对各类媒体使用频率的调查采用主观标准（即非常频繁、经常、有时、很少、从不），而WVS对各类媒体使用频率的调查采用客观标准（每天、每周、每月、每月少于一次、从不），因此WVS数据更易展示新闻消费的分化。从WVS数据可以看出，“从不”使用和“每天”使用的比重最高（见上页表1），也就是说，受众新闻消费呈现两极分化，要么每天使用、要么从不使用（新闻回避），处于中间消费状态的较少。

表1：全球受众不同新闻消费频率占比（%）

注：数据整理自WVS官网（www.worldvaluessurvey.org/）。

新闻回避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即传播渠道、新闻内容和受众，然而针对不同内容的新闻回避的专门调查较少，目前可以获取的反映新闻回避的数据多集中在传播渠道和受众上，下文将作具体分析。

新闻回避在不同受众群的差异

（一）不同年龄段受众的新闻回避

年轻人热衷新媒体，共青团中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等机构开展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未成年人（18岁以下）互联网普及率从2018年的93.7%增长到2021年的96.8%。年轻受众资讯消费习惯与传统媒体生产脱节，国外有研究发现，年轻人新闻消费比年长者更少[6]。年轻受众代表新闻消费的未来和潜力，只有吸引年轻受众才能抓住受众的关键和“牛鼻子”，为未来的新闻业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从CGSS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年轻受众热衷新媒体，但其新闻回避总体略低于平均水平（见上页表2）。说明新闻回避是一种在不同年龄段受众中均普遍的现象，年轻受众的新闻消费欲望强，信息需求强，年轻受众对互联网、社交媒体、手机等表现出高于普通公众的偏爱。以2018年CGSS调查为例，如对不同的使用频率赋值（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非常频繁=5），全部受访者平均得分为2.17（N=12787），18-24岁年轻受访者的得分为2.44（N=763）。

表2：受访者过去一年从不使用如下媒体的比例（%）

注：数据根据CGSS官网（http://cgss.ruc.edu.cn/）历年调查数据整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参照CNNIC历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界定，青少年涵盖年龄6到24岁，CGSS调查针对18岁以上受访者，故本文所指的青少年跨越年龄从18岁到24岁。

（二）男女受众的新闻回避

新闻消费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受众视新闻回避为一种节约情感消耗的“战略选择”。相比于男性新闻回避者，女性新闻回避者更易因新闻负效应而产生沮丧等负面情绪，进而回避新闻。新闻消费存在明显的“男人读新闻”的现象，如英国只有9.5%的男性表示几乎从不看新闻，而女性的这一比例高达18.6%，美国的这一性别差异略低，但也有差异（9.7%的女性和6.9%的男性表示从不看新闻）[7]。对于女性来说，在男性主导的新闻环境中，新闻回避是节约情感消耗的战略选择，女性新闻回避者很少接触硬新闻[8]，而是更多接触软新闻。2010—2018年CGSS调查显示，除2013、2015和2017年男性对电视的回避比重略高于女性外，女性的新闻回避比重均高于男性（见表3），这也表明电视是一种情感链接的媒介，女性对电视的偏爱是一种情感依赖（如看影视剧、综艺节目等）。

表3：男女受访者过去一年从不使用媒体占比（%）

注：数据根据CGSS官网（http://cgss.ruc.edu.cn/）历年调查数据整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三）其他不同受众的新闻回避

新闻消费的分化表现在不同层面的受众当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国情差异以及媒介生态的不同，不同国家受众的新闻消费和回避差异很大，2017年的DNR报告就展现了不同国家受众新闻回避比重的明显差异，新闻回避比重从11%到73%不等。有些国家的新闻回避比重较低，2022年DNR报告显示，北欧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受众对新闻更“忠诚”，2022年德国“有时”或“经常”回避新闻的受众比重为29%，丹麦和芬兰为20%，而日本只有14%，差异很大。相关研究还发现，新闻回避不仅受个体特征的影响，还受文化取向等国家层面因素的影响[9]，新闻自由度、政治自由度、政治稳定度越高的国家，新闻回避发生概率越小。在娱乐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新闻回避率就相对较高[10]，如发达国家的新闻回避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当然，新闻回避的受众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教育水平较低的受众新闻回避率较高[11]，其他各类特征包括职业、收入、居住地等等，新闻回避在不同受众间的分化是未来新闻消费的大势所趋。

虽然本文研究的数据并未显示年轻受众的新闻回避严重高于其他群体，但在新一代信息革命带来的传播格局变革下，年轻受众的新闻消费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代表受众新闻消费的发展趋势，因此其新闻消费特征也需要得到特别关注，接下来分析年轻受众比较显著的新闻消费特征。

乌卡时代年轻受众新闻消费特征

（一）新媒体使用呈移动化、可视化和社交化

在以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为主要内容的乌卡时代传播新趋势下，年轻受众最值得关注。年轻和年长受众在新闻消费上的最大区别就是年轻受众对纸媒的抛弃和对互联网的追捧，处在“永远在线”状态的年轻受众“人人皆媒”。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18-24岁的年轻受众中，互联网已取代电视成为其第一大信息渠道[12]。2015年CNNIC《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青少年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为85.3%，远高于2015年全国整体网民互联网普及率（50.3%）；团中央、CNNIC等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6.8%（而截至2022年6月，我国整体的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学生长期是上网的第一大群体，如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学生网民最多，占比为21.0%。

移动上网设备和服务的快速普及推动了年轻人新闻消费的移动化，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未成年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0.7%，使用智能台灯、智能音箱、词典笔等新型上网设备的比例为21.7%、19.9%和16.4%，约两成未成年网民认为自己对互联网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心理，近三成家长认为孩子存在上网时间过长的问题，互联网已成为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不可或缺的“水和空气”。

随着网络社群分化时代的到来和媒介分众化、网络社交化的发展，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所归属的社群来发表意见，“人以群分”的聚集特性在互联网上得到增强。面对海量信息与观点，个体更倾向于通过部落化小圈子得到信息、分享观点、获取归属，年轻人上网的社交化倾向进一步增强，这些小圈子社群多样化的需求得以满足后，又不断发展形成各种亚文化小圈子，形成一个巨大的长尾意见市场，这样就形成流行观点和小众观点并存、优势劣势意见多元的长尾舆论[13]，进一步巩固了新闻消费的社交化倾向。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指出，上网聊天作为未成年人主要的网上沟通社交活动，占比为53.4%。

在“有图有真相”的“读图时代”，年轻受众对视频新闻的依赖凸显，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表明，电视节目是未成年网民获取新闻事件、重大消息的首要渠道（64.9%）；其次是各类视频网站（48.7%）和官方媒体网站（48.2%）。2019年3月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组织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试点青少年模式，并在全国主要短视频平台全面推广。

（二）媒介多任务行为普遍

由于媒介无限丰富，如果人们线性地按顺序使用媒介的话，一天24小时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使用多种媒介或边看新闻边做其他事的媒介多任务行为可能成为数字化时代受众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消费成为一种伴随行为，媒介成为一种背景，社交需求也是年轻人媒介多任务行为的一大动因，如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就能满足这种多元要求[14]。互联网环境中长大的年轻受众，由于接触的网络无限丰富但集中有限，媒介多任务行为更不可避免。

（三）新闻消费的碎片化和观点极化

对年轻受众而言，手机等移动设备是其社交、消费、娱乐等活动的主渠道，在浅阅读环境和移动化和多任务的使用背景下，青少年受众碎片化的媒介消费成为必然，其新闻消费实践带有浓厚的后真相特征，一些青少年受众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接受了大量碎片化、同质化的信息，在有限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能力的影响下形成了极端的情绪，进而在新闻消费中呈现出观点极化的现象。CNNIC《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发现，“手机娱乐派”中24岁以下网民占比达到84.9%，“意见表达派”中25-34岁网民占比达到60.3%，这些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受众多已参加工作，是社会中坚力量之一，对社会热点事件和表达意愿最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受众在新闻消费中的极化观点争夺对互联网“真相”的解释权，进而对不同平台中的舆论生态和新闻生产产生长远的影响。

结语与讨论

在注意力有限的环境中，新闻回避本质上可以看作新闻选择的新发展，或者说新闻回避和新闻选择本身就是硬币的两面，受众在选择中回避、在回避中选择。当前新闻供应远远大于需求，信息传播渠道、内容和速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各种新平台、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基于算法推荐的各种平台对受众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发布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可通过文本提示创建文字、图片和视频，甚至虚拟世界，自2022年11月底上线后，两个月活跃用户即过亿。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叉影响下，各类新闻更是层出不穷、良莠不齐、真假难辨，信息过剩已经成为常态。选择（一些新闻）和回避（另一些新闻）就必然成为常态。所谓新闻回避只是（部分）受众对（部分）平台或（部分）新闻在（部分）时段的回避，新闻回避具体表现为新闻平台回避、新闻介质回避、新闻内容回避、新闻形式回避等多种形式。传统媒体时代新闻选择多从受众主动意愿出发，而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回避则多有被动的意味，但当新闻回避成为常态和习惯后，越来越多的受众会主动回避新闻，出现选择性新闻回避。

人们的新闻“口味”日益提高，对新闻的要求不断增长，新闻消费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分众化的趋势，传统媒体的新闻关注度降低，新闻消费的细分和受众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为新闻回避创造了条件。不同年龄、性别、地区受众的新闻回避存在差异，作为未来新闻消费潜力人群的年轻受众尤其值得关注，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均日益丰富的今天，多元、碎片化的社会生态和移动、社交化的媒介生态导致年轻受众的忠诚度和专注度都在下降，面临越来越多的可选择媒介和越来越稀缺的有限受众注意力，年轻受众在媒介消费中尤其喜欢“三心二意”，其媒介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平台分化，纸质媒介和广播在数字化浪潮中逐步被边缘化。

适度的新闻回避有利于缓解人们的焦虑，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受众认为新闻报道过于消极、啰嗦、甚至不可信，造成人们的无力感，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减轻疫情下误导健康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危害，减少对新冠新闻的过度关注。但周而复始的回避新闻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全面而平衡的信息接触是保证人们知情权、提高公众判断力、提升公众参与、促进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条件，而重复的新闻回避则可能使人们错过一些对公众而言重要的新闻信息，受众对不符合自己认知的新闻会选择刻意回避，甚至会造成“信息茧房”导致公众信息知识结构缺失进一步加深受众的极化，影响受众做出正确的理性判断。牛津路透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新闻、媒体和技术的趋势与预测》(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3)指出，超过七成（72%）的新闻出版商表示对新闻回避感到担忧。

新闻业界面对新闻回避应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2022年DNR报告指出，对于新闻回避的解决之道，排在前三位的受访者回应依次是：提供解释性新闻（占94%）、提供问答式新闻（占87%）和提供建设性新闻（占73%），这说明除加快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融合新闻和融媒体建设，媒体应加强建设性新闻和深度报道，提供新闻媒体的服务意识。一些媒体开始帮助受众获取回避的数字工具，如网站屏蔽工具Cold Turkey可屏蔽掉一切引起受众焦虑情绪的信息和新闻报道，另一款网站屏蔽工具FocusMe可提醒用户（尤其是孩子）在上网中应常停下来休息。

未来新闻业应该尽量适应年轻受众的新闻消费变化，在向新媒体转型中增强媒体平台的黏性，重视社交功能和短视频等的应用，硬新闻软包装、软新闻增强情感体验。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受众的媒介消费面临新挑战、新特征和新趋势，新闻媒体要适应受众需求的变化，生产出适合数字环境下受众需求尤其是年轻受众需求的新闻。

【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境外中国形象的网络重构与传播效果研究”（批准号：20BXW008）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苏林森.从新闻选择到新闻回避：数字环境下受众新闻消费的现状和特征[J].青年记者,2023(05):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