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王鉴绘制《炎帝神农氏造天立极》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庚子岁咏中医并怀神农五绝

受业神农氏，

深藏百姓中。

救人于水火，

万载不居功。

韩天佳教授赏析：

《庚子岁咏中医并怀神农》是一首五绝，只有20个字，既不是全面评价中医，也不是全面评价神农。但是本诗以溯源法，追溯国医国药行业的祖师，在歌颂中医不居功自傲的同时，也歌颂了炎帝神农氏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反映出凡“伟大之人与事皆莫不谦卑，同时也不能因其谦卑而待之以不公这一深刻的哲思。”

起句“受业神农氏”，点明了中医的师传。炎帝神农氏，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氏。也有说朱襄氏部落曾有三代首领尊号炎帝。夫君张红星教授曾于柘城讲学回家后感叹增广见闻，原来该处亦有炎帝陵，柘城教研室主任刘西堂兼任朱襄书院山长。

查《柘城县志》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

传说姜姓部落的首领由于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所以称为炎帝。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神农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位五百三十年。这就是说神农氏是一个家族而非一人。

炎帝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炎帝故里目前有六地之争，分别是：陕西宝鸡、湖南会同县连山、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的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炎帝部落的活动范围在黄河中下游的姜水，一说是今宝鸡市渭滨区的清姜河，一说是今宝鸡市岐山县的岐水。最初定都在陈地，后来又将都城迁移到曲阜。

相传炎帝牛首人身，他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

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

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

民间地方语言有利用方音造成“葫芦”与“福禄”双关的例子。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也就是陶器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人们开始种植葫芦时，也不一定是因为需求而想到种植葫芦，很可能是儿童出于爱好和玩耍开始了葫芦的种植。其原因有三：一是儿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照顾、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二是葫芦籽颗粒大洁白，深受人们喜爱；三是葫芦籽颗粒大而容易播种操作。中国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禁食葫芦籽的风俗，大人们会用“吃葫芦籽会长包牙”之类的话吓唬小孩子，说明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和保护，也暗示了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籽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神农是伏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在中国各地旅行，采集各种植物，从中发现可以治病的草药，并把有毒的挑选出来告诉人们，对中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的母亲在梦中感受到龙的气，怀孕后生下了他。据说他长着人的身躯，却有牛的脑袋，出生后3天就会说话，5天就会走路，7天就长出了牙齿，长大后，他身材高大，将近3米。后来他向一位神仙请教医术，得到一本书。读了这本书后，他就理解了人得病的原因。于是，他派人到各地去采集药材，然后亲自品尝是否有毒，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甚至一天就尝70多种。就这样，他总共配制了365种药，能治400多种病。据说他就是因此而中毒死去的。传说他还发明了蜡烛，后来就被人们尊为照明之神。

吃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动物都有吃药治病的现象，说明早在人成其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毒没毒、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不同植物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温特性等，从而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形成医药概念，开始了医学探索。也就是说，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无意插柳柳成荫”式的发明。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廖彬宇先生在全面了解神农事迹的基础上，主要选择了“神农尝百草”这个侧面，突出了大量中医人才均为受业弟子这个重点。其实神农的发明和贡献还有很多：

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立市廛，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中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劳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承句“深藏百姓中”，道出了炎帝神农氏传承的特点。华夏大地上多处神农陵园、祠堂，都在僻静山林郊野，而不在城区闹市。其建筑古朴庄严，而不富丽堂皇。这是他的民族性、民间性、人民性所决定的。

《三皇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历代神农都是不脱产的干部，他们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关心部族下属的身体健康。黄帝轩辕氏经常与岐伯等大臣研讨为族人治伤治病的问题，记载形成《黄帝内经》。而炎帝神农氏更是身先士卒、亲尝百草，记载形成《神农本草经》。

《吕氏春秋·古乐》：“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羣生。” 高诱注：“ 朱襄氏 ，古天子炎帝之别号。”

因为炎帝神农（Yandi；Yan Emperor）并不单是一个，而是对这一时期多个早期华夏族杰出部落首领的统称，这些人可能距今6000年至5500年之间活动于姜水之岸（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其后部落发展扩大，迁徙并活跃于山东菏泽、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均是炎帝故里。

这反映了神农部落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中以宝鸡的炎帝陵为第一代炎帝的陵墓。宝鸡是早期华夏部落联盟主干——炎帝部落（华族）的发祥地。第一代炎帝生于常羊山蒙峪沟，长于姜水，是农业之神，医药之圣，因以火德王，故名炎帝，号神农氏。《白虎通义》中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一代、二代炎帝均生活于陕西宝鸡姜水之岸，其后，炎帝部落壮大辐射到其他地区，后代炎帝活跃于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使这些地方都留下炎帝陵。

炎帝神农氏“以姜水成”，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如今的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炎帝陵（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Yandi in Zhuzhou）。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享有“神州第一陵”之誉。它坐落于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9公里处的鹿原陂。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十大文化遗产、新潇湘人文八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湖南省最佳景区。炎帝陵祭典被列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主要建筑有炎帝陵殿和神农大殿。炎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陕西宝鸡也有所谓的炎帝陵，但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如炎陵县的炎帝陵，亦没有得到历朝历代的官方认可。近些年来，为了统一华夏儿女的爱国爱民族情感，有识之士已经多次呼吁中央要尽快出台炎帝陵的法律地位，以免给人一帝多陵之错觉，给华人朝觐带来混乱。

炎帝行宫是一处重要的炎帝遗存，位于山西省高平市东北14.5公里的故关村。

该宫建于村中偏南，创建年代不详，至迟在明代已有。坐北面南，单进院。现有正殿、午台、圣贤殿等。正殿三间，进深六椽，前殿悬山顶。院内现存，明、清碑四通。

据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重修炎帝行宫碑”记载：“神农炎帝行宫磐基在故关里村前，肇基太古，无文考验，祠在换马村东南，现存坟冢，木栏绕护，然祠与宫相去几百余步也。”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关于炎帝神农氏安葬地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宋代罗泌撰《路史》就记述得更具体：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据地方史《酃县志》记载，此地西汉时已有陵，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兴，邑人担心乱兵发掘，遂将陵墓夷为平地。唐代，佛教传入，陵前建有佛寺，名曰“唐兴寺”，然而陵前“时有奉祀”。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67—983年），朝廷将事官虑炎帝陵地僻路险，舟车不便，奏请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宋太宗诏许，即移鹿原陂炎帝庙于茶陵县城南五里处。此后凡二百余年，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均在茶陵县城南炎帝祠庙进行，鹿原陂炎帝庙几近湮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衡州守臣刘清之鉴于炎帝陵没有炎帝庙，反而保留唐代的佛寺，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奏请朝廷，废陵前唐兴寺而重建炎帝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军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此后，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即属酃县境地，隶属衡州府管辖。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陈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

宋代以后，元代近百年间，朝廷只有祭祀炎帝陵的活动，而未有诏修炎帝陵庙的记载。

明代，有关炎帝陵庙的修葺，史书记载颇详。较大规模的修葺有三次：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诏命遍修历代帝王陵寝，由此炎帝陵庙也得到了一次全面修葺。第二次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酃县知县易宗周主持。这次重修是在原庙旧址上拓宽兴建，基本上改变了旧庙原貌。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酃县县令派人于路旁募款，发起重修。新庙规模虽因循旧制，但庙貌大为改观。

清代对炎帝陵庙的修葺，有据可查的约有9次。清世祖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南明将领盖遇时部进驻炎陵，屯兵庙侧，炎帝陵庙惨遭破坏。是后，当地官民士绅及时进行了补葺，但由于战争频仍，资金缺乏，修葺未能完善。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圣祖玄烨遣太仆寺少卿王绅前来炎帝陵告灾致祭。王见陵庙栋宇损坏严重，入告于朝，奏请修葺，圣祖准奏。由酃县知县龚佳蔚督工，整修一新，但是未能恢复前代规模。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知县张浚奉文动用国帑，按清王朝公布颁行的古帝王陵殿统一格式重建，陵庙也统称陵殿而正其名。这次修建奠定了炎帝陵殿的基本形制，形成了“前三门——行礼亭——正殿——陵寝”的四进格局。整座陵殿为仿皇宫建筑，气势恢宏，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特色。

清朝最大的一次修复是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由知县俞昌会主持、当地士绅百姓募资捐款所进行的一次重修。重修工程自孟夏开始，年底竣工，费时 8个月有余。这次重修后的炎帝陵殿，高大宽敞，金碧辉煌，庄严肃穆，蔚为壮观，各附属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与主殿相辉相映，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也为炎陵山增添了无限秀色。

民国年间，炎帝陵殿的修葺活动，据有关文字记载有4次：第一次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酃县知事瞿燮捐资百元，连同炎帝陵修葺费14元，交人筹措修复，土木将兴，旋因湘军驻陵侧，以至无法施工而作罢。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连年兵祸，陵庙倾圯在即，酃县政府再次呈文请修，湖南省政府拨款500元，令县长欧阳枚鸠工修葺。第三次是1936年。酃县县长夏礼鉴于“炎陵殿宇年久失修，多已损坏”，于年初组建了修复炎陵筹备委员会。但是半途而废，修复计划未能实施。第四次是1940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主持的一次大修。1940年日军犯西南，为防患于未然，薛岳拟将省政府迁酃县炎陵山。是年春，拨专款于炎陵山修建省政府机关办公用房和员工宿舍，修筑了茶陵至酃县炎陵山的简易公路，同时对炎陵殿宇进行了全面修葺。

新中国成立后，炎帝陵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除夕之夜，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被焚。炎帝陵殿被焚以后，重新修复炎帝陵殿已成为广大炎黄子孙的强烈愿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修复条件日趋成熟。1986年 6月28日，由酃县人民政府主持，陵殿修复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到1988年10月胜利竣工。重修后的炎帝陵殿，规模较前稍有扩大，整个建筑占地面积3836平方米。分为五进：第一进为午门，第二进为行礼亭，第三进为主殿，第四进为墓碑亭，第五进为墓冢。殿外修复了咏丰台、天使馆、鹿原亭等附属建筑。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重檐翘角，气势恢宏，富有民族传统风格。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修炎帝陵后，国家和省、市高度重视炎帝陵建设，先后投入资金1亿多元，自1994年起自今，株洲炎帝陵已举行了8次全球华人公祭炎帝活动，甚至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和在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呼吁将炎帝陵公祭列入国家级祭祀。

千百年来，神农氏与其开创的国医国药始终“深藏百姓中”。据《庄子·盗跖》记载：“神农之世，卧则民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据此而言，炎帝神农氏生活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吕氏春秋·爱类》又言：“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说明炎帝神农氏时代又已出现“身亲耕，妻亲织”的家庭形式，这又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的标志。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时代是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文明初创的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并按照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进行推断，这个时代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早于黄帝轩辕氏时代数百年，而某些史书中所记载的炎帝、黄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乃至黄帝降服炎帝的说法，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黄河流域，尤其是渭水流域为主，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类文化是影响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弘扬炎帝的崇高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转句“救人于水火”，道出了炎帝神农氏开创的中医中药事业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中医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孕育承载着厚重的中医文明，中医文明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最突出的代表。其中诞生出不少世人称赞的岐黄妙手。

1.扁鹊

扁鹊姓秦，名缓，号卢医，是一位战国时期著名医药学家，也是中国古代五大医学家之一，擅长各科，其中以妇科、五官科、儿科最为精通，提出的望闻问切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创了中医学的先河。

扁鹊进见蔡桓公，在蔡桓公面前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在肌肤纹理间有些小病，不医治恐怕会加重。”蔡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离开后，蔡桓公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领。”

过了十天，扁鹊再次进见蔡桓公，说：“您的病在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蔡桓公不理睬。扁鹊离开后，蔡桓公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再一次进见蔡桓公，说：“您的病在肠胃里了，不及时治疗将要更加严重。”蔡桓公又没有理睬。扁鹊离开后，蔡桓公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远远地看见桓侯，掉头就跑。蔡桓公于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小病在皮肤纹理之间，汤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在肠胃里，用火剂汤可以治好；病在骨髓里，那是司命神管辖的事情了，医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现在病在骨髓里面，我因此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

过了五天，蔡桓公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蔡桓公因此不治而死。这里包含着医理和哲理，发人深省。

2.华佗

华佗字元化，是一位出生于公元145年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也是与张仲景和董奉并称的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先后跑至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使得他的医术很全面，并尤为擅长外科，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世誉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华佗五禽戏发源于亳州，是东汉医学家华佗继承古代导引养生术，依据中医学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运行规律，观察禽兽活动姿态，用虎、鹿、猿、熊、鸟等动物形象、动作创编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华佗五禽戏，五种动作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但又是一个整体，如能经常坚持综合练习，就能起到调养精神、调养气血、补益脏腑、通经活络等作用，对高血压、冠心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疾病，均有较好的治疗和康复作用。这就启发人们，打针吃药不见得是对付疫病、求得健康的最好途径，而主动的锻炼是更加积极的好办法。

3.张仲景

张仲景是一位出生约公元150-154年间的东汉末年著名医药学家，也是有着医圣尊称，喜欢广泛收集药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一传世巨作的医学家，这部著作还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称为现代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张仲景是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4.皇甫谧

皇甫谧（215年－282年），幼名皇甫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或今宁夏彭阳县）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义马市）。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晋武帝时累征不就，自表借书，武帝赐书一车。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 《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并被誉为“针灸鼻祖”。挚虞、张轨等都为其门生。

5.葛洪

葛洪字稚川，世称小仙翁，是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道教理论家，其所著《抱朴子》对后世的道教炼丹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对现代的人们研究炼丹史和古代化学史有着宝贵的史料。出身于江南豪族，13岁丧父，家道中落。16岁起，广览经、史、百家，以儒学知名。后从方士郑隐学道。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顾秘任葛洪为将兵都尉，因破石冰有功，迁伏波将军。起义平定后，弃戈释甲。永兴元年（304年），赴洛阳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时值八王之乱，颠沛流离于徐、豫诸州，饱受战乱之苦，于是消极愤世，遂萌栖息山林、服食养性之思。建兴四年（316年）重返故里。东晋开国后，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葛洪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令。赴任途经广州，刺史邓岳表示愿供其原料在罗浮山炼丹，葛洪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葛洪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后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曾仕强先生选定罗浮山建立国学院，“国学飞人”每学期前去讲学，就住在曾师别墅，旁为“百岁山”矿泉，起居皆用其水，大有益于身心。

葛洪撰有《玉函方》一百卷（已佚）和《肘后备急方》三卷。《肘后备急方》共有86篇，虽经梁代陶弘景及金代杨用道补缺增益，但现存《正统道藏》本仅存68篇。除此之外还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等作品。整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炼丹术，撰写炼丹著作，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其著作为研究中国炼丹史以及古化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6.孙思邈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药学家、道士，有着“药王”尊称，是一位非常重视民间医疗经验的医药学家，四处走访记录，并完成了《千金药方》药学著作，在唐朝建立后开始与政府展开合作，并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完成了世界首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中医医德规范和大医精诚的制定人。

孙思邈自幼多病，故立志于学习医学知识。青年时期开始行医于乡里，其提倡并践行以“大医精诚”之医德对待患者，不管贫富老幼、怨亲善友，都一视同仁，无论风雨寒暑，饥渴疲劳，都求之必应，一心赴救，并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深为群众崇敬。隋大业（605年-618年）间，孙思邈游学四川，后隐于终南山炼丹。与沙门道宣律师交厚，写了不少道家炼丹方面的著作。唐太宗、高宗曾多次招他任国学博士、谏议大夫等职，均谢绝，唯于咸亨四年（673年）任承务郎，执掌尚药局，掌管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等事务。次年，因病辞退。永淳元年（682年），与世长辞。

孙思邈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编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反映了唐初医学的发展水平。晚年还主持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孙思邈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法改为按方剂主治及临床表现特点相结合的分类法，成为以方类证之指南；提倡的脏腑虚实、寒热辨证，对后世脏腑辨证影响深远；总结妇、儿科成就，提出应独立设科，对后世妇、儿科形成专科有促进作用；提倡保健灸(足三里)，按摩、导引、散步，轻微劳动及食治、讲求卫生等结合，为老年病的防治也留下了宝贵经验。孙思邈逝世后，被后人尊为“药王”，并将其故乡的五台山改为药王山，还为其建庙塑像，树碑立传。

7.宋慈

宋慈（1186—1250），字惠父，是唐相宋璟的后人，自幼受学于父，后相继受学于朱熹弟子吴稚、名儒真德秀等。嘉定十年（1217年）中乙科进士，补授赣州信丰主簿。因镇压南安军峒民起义及抚定汀州兵变，受举荐知长汀县。后历提点广东、江西、广西等地刑狱。在地方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听讼清明，决事果断；制订办案规约，清整积案，理清曲直，雪冤禁暴。又整顿盐运；赈灾济困，实行“济粜法”，接济饥民。累官广东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加焕章阁直学士。淳祐九年（1249年）或淳祐十年（1250年），宋慈逝世，获赠朝议大夫。

宋慈办案注重实地检验。他总结了宋代和以前法医方面的经验，再加上本人四任法官期间检验的心得，于淳祐七年（1247年）撰成《洗冤集录》五卷，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检骨、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法、治服毒药方等，均有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该书对宋元明清各代的司法检验工作有重要的影响，后被译成法、英、荷、德、日、朝、俄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对于法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因而他也有“世界法医学鼻祖”之称。

8.李时珍

李时珍（约1518年-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山人，世称李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瓦硝坝人。明代医药学家、博物学家。以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精华，纠正以前错误、补充了些许不足的《本草纲目》而著称于世，后世人将其称为“药圣”，其所著书作也是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完整和科学的医药学著作。

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从小就喜爱医药，立志悬壶济世；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在30岁时已经成为当地名医；后楚王聘李时珍到王府掌管良医所事务，3年后，又推荐其上京任太医院判后，经举荐补太医院之阙，一年后辞职回家，在此期间，李时珍阅读了王府和太医院里大量的医书，医学水平大增；此后自1565年起，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1593年，李时珍逝世。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为当时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18]被称为医圣和药神，李时珍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

9.薛生白

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桂同时而齐名。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薛雪一生为人，豪迈而复淡泊，年九十岁卒。故也知薛雪并非专一业医者，但他于湿热证治特称高手，所著《湿热病篇》即成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甚大。又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1754)。唐大烈《吴医汇讲》录其《日讲杂记》八则，阐述医理及用药；另有《膏丸档子》（专刊稿）、《伤科方》、《薛一瓢疟论》（抄本）等。与同时期的叶桂开创了温病学的研究先河，并着重突出了湿邪和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

10.叶桂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清代著名医学家，并尤为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状，也是著有《温热论》，在温病学上有着较高成就的中国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并对现代温病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薛雪常为自己与叶天士齐名而苦恼，总想着自己能够在人前显示出自己的医术比叶天士更高明，当然叶天士也时常想压过一头，以至于有病人找他们看病，找薛一瓢看病的必然会被问：“找叶天士看过？”找叶天士看病的则会被问：“薛一瓢诊视过？”后来两人的较劲更是发展到给医堂取名上，叶天士医堂名曰“扫雪”，薛一瓢医堂名曰“扫叶”，真是都是将对方扫除啊！

一次，薛一瓢终于如愿表现出自己比叶天士“技高一筹”。有两个人打赌看谁吃的寒具多（寒具：冷的油炸食品，可以长期存放，比较早的记载应该是在“桓玄好蓄法书名画，客至，常出而观。客食寒具，油污其画，后遂不设寒具”），少的就算输。一个人吃了70个之后感觉难受，就认输不吃了，另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能耐，继续吃，竟然吃了不下100个，不久后这个人就感觉非常不舒服，找叶天士看病。

叶天士看了一下，问了情况后说这个病没得治，自己无为力。病人家属听说后悲伤不已，知道薛一瓢医术也非常高明，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找薛一瓢。

薛一瓢得知叶天士放弃给病人看病，非常高兴：“果如是乎？留此，一试吾技，亦以觇汝家运之穷通，克济与否，尚未可知。（叶天士当真不能治？留在这里，可以试一试，能不能行就要看运气了，我也不知道）”。说完便去熬药。

不一会，薛一瓢端出一碗白色汤药让病人喝了，而后又给了病人一碗黑色的药汤，未几，病人肠鸣厉害，拉肚子，拉完之后就好了，病人和其家属，都称薛一瓢真是大神医。

叶天士知道此事后，告诉身边人说：不是我不会看，只是不想给那个人看（可能叶神医觉得一切都是病人自己作死作的，非要显示个人能耐）。

薛一瓢用的是两碗什么汤药呢？病人吃了大量冷的油炸东西导致胃肠充满，想要治好必须要用大量的泻下药，而泻下药必然带来的结果耗损正气，故而在用泻下药的时候需要同时使用补气药，而补气药中最佳的当属独参汤。白色的就是独参汤，而黑色的应该是大承气汤（大黄、芒硝词条、厚朴词条、枳实四味药材组成）一类方剂。

病人家境贫困，叶天士知道他家用不起人参，才说没得治，而薛一瓢为了显示自己比叶天士强，自己承担了独参汤的费用，因此取胜。

合句“万载不居功”。人在做，天在看。虽然中医药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至数次被打压乃至禁绝，但是它仍然默默守护着国人的健康。

1913年（民国2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中医没有纳入近代教育体制。1914年（民国3年）初，中医界纠合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希望保存中医中药，但遭到拒绝。1916年（民国5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思潮影响，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民国9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

1925年（民国14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1928年（民国17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民国18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主张废止中医。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

1929年（民国18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报道，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上海中医界通过各种渠道首先知晓议案内容后，颇感震惊，立即商讨应对之法。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大会，商讨对策。这天，上海中医界1000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议决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跟踪报道中医界抗议集会动向，并给予舆论支持。

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云岫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严肃指出“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故指责余云岫为首的废止中医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

3月17日、18日，《新闻报》、《申报》应中医界之请，先后为正在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出版《提倡中医中药运动特刊》，造成规模空前之舆论攻势。中医界喊出了诸如“提倡中医就是救国主义”，“中医中药团结起来，一致抵制经济侵略”等口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得到了上海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3月18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分别停业半天，各中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是否有影响与民众”等。会场上悬挂着 “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巨幅对联。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

3月19日下午，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云岫；积极的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根据党国政要意见不一而区别对待。

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表示：“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 接着，请愿代表拜访了张静江和李石曾，“二氏对于中医极表好感，谓中卫会之议决案，殊属违背中国之情，自愿极力援助。”随后，又拜访了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这些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卫生部长薛笃弼保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请愿代表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满意答复后，尤其是得到了卫生当局的保证后，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至此，废止中医案以失败告终。为庆祝这次胜利，从1929年（民国18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国家成立了国医馆，武汉市设立了分馆。但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民国18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20世纪30年代起，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中医药界人士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2009年3月16日，纪念“‘3·17’抗争废止中医案活动”80周年大会暨上海名老中医经验研究中心、海派中医论坛揭牌仪式在上海召开。“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由于西医药已经形成强大的利益链，所以对中医药的摸黑和攻击始终没有停止。尽管如此，广大的中医药从业人员，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特别是在抗击“非典”“新冠”等大型疫情的斗争中做出来重大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火神山”“雷神山”已经深入人心。

“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是华夏子孙的美德。2023年9月3日，人民领袖签署主席令《中医药法》正式颁布。我们终于盼来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医药法》明确指出：

“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家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

虽然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中医药的发展仍然会有风浪起伏。神农氏的传人一定会不骄不躁，“万载不居功”。

张红星教授注：

受业：追随老师接受学业。也是学生对老师的自称。

深藏百姓中：指中医深入社会底层，救治疾苦，深入人心。《孟子·告子下》： “ 交（曹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水火：对立的两种事物，比喻艰难困苦，如水深火热。《魏书·山伟传》： “（山伟）与綦俊 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间，遂若水火。”《明史·朱天麟传》：“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

万载不居功：一方面指中医传承数千年，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到今日即便被各种质疑或冷落，也依然与世无争，默默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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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