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基层治理史，是当今乡村治理的本源和血脉。通过系统梳理考察历代基层治理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实际运作情形，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基层治理问题，中国古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教训。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作申述。
其一，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其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颇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以小规模政府、较低的成本实现对广土众民的有效治理，达到最大限度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基层社会秩序之目的。古代基层治理虽然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化、法律化，但又注重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首先，基层设置并不追求精确无误的“铁板一块”，实际上基层治理单元层级繁多，从称谓到职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既有规则，但又因时因地变化伸缩，以契合乡村分布零散、人口数量庞大的实情，其中凝聚着古代基层治理的智慧。其次，非正式制度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内在特色。非正式制度具有随意性和伸缩性，体现出传承性、内在化、微细化等特点，其优长在于切近实际、实用有效，使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制度更具弹性、韧性和张力，能较好地契合复杂的广大基层乡村的实际情况。
其二，一定意义上，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枢机就在于中央政府能否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与控制。从皇权的角度而言，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治理是其理想与追求。自商鞅变法实行编户齐民，国家与农户直接发生联系。秦统一建立极为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进一步体现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垂直管控、直接治理的意愿。但随着国家版图扩大，人口规模大幅增加，以垂直方式实现对基层的直接治理因成本过高而难以为继。加之中国政府机构属于韦伯所谓的“世袭主义官僚制”，“世袭主义制的逻辑要求政府机构保持最少数量的科层，以免切断整个体系倚为纽带的个人忠诚，造成地方性的世袭分割”，具有较高的专制权力和较低的基层渗透权力。如何控制基层治理费用、降低治理成本，是历代统治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治理成本的现实逻辑促成了唐宋之后基层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变革，由秦汉的“自上而下”为主导转向以“自下而上”为主导，实行降低行政配置、压缩官僚体系，赋予基层乡村一定的自治空间，力图对基层加以层级化间接治理。有学者肯定“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中国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同时也指出这一转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
其三，“皇权不下县”这一命题着眼于“皇权”是否下县（不管是“官”还是“权”是否下县），无论答案为“是”或“否”，都难以真切反映中国几千年来基层治理的复杂实态。皇权力图延伸到基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制定并实施相关制度性安排，由此形成多层次的县域治理结构体系；同时皇权也确乎给乡村士绅、宗族等以一定的自治空间。皇权与基层自治权双轨运行的治理方式，在现实运作中因应时势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并非一套僵化不变的模式。双轨的合理平衡往往只是理想状态。两种关于中国基层乡村治理的解释模式——立足于乡村自身需要及文化传统的“乡村自治”，根源于王朝国家权力的“乡村控制”——均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乡村自治”与“乡村控制”是两种理想型，古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实态是在这两者之间游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呈现出不同面向。只注重某一方面不免简单化。还须强调的是，统治者虽然在基层控制上费尽心机，但当阶级矛盾激化、基层民众走投无路之时，基层秩序走向失控，民众揭竿而起，成为推动王朝更替的关键力量和工具。
从中国的历史实际来看，古代基层乡村“自治”与政府并非对立关系，实际上仍在政府权力主导之下，因而与西方地方自治模式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的村民自治改革须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不能照搬西方地方自治模式，也不能简单以西方观念和标准来进行评判。一些人脱离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用西方所谓纯粹“自治”来衡量中国乡村自治，反对政府对村民自治的主导，认为给村民的干预多而自治空间不足，刻意贬低我们近二十多年来村民自治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实际上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而若去除政府的组织推动，中国村民自治实践必然举步维艰，步入歧途，难以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推进中国特色村民自治。
其四，中国历代统治者认识到，国家治理离不开文礼教化即“文治”，因此历朝均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极为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将教化民风、化民成俗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基层教化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的纲常名教，如宣扬忠孝节义、尊卑有序的礼法等级观念，宣扬睦族和乡的生活观念，宣扬重农尚俭、务本安土的职业乡土观念。为了通过道德教化以控制基层乡村社会，历代王朝结合官方系统与非官方系统，通过多种途径、多重层次向基层广大民众传输主流意识形态，着力构建完善民间伦理共同体，树立道德模范，形成乡村道德评价机制，蕴蓄民风民俗，通过培育个体美德进而实现公共道德，以巩固统治之基。
其五，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基层政权与地方族权绅权往往相结合，使基层行政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宗法色彩。唐宋以后，农村宗族制度得到中央权力的认可，成为乡村基层自治的合法组织形态。乡村大多聚族而居，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结构，通过血缘、姻缘关系形成纵横交错的家族宗族。家族宗族的族长往往充任乡长、里正、保长、甲长，实际承担基层治理职能。历代封建王朝依靠宗族作为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和封建统治的稳定基础，宗族组织和权力实际发挥了完善封建政权、支持封建政权的职能。这种将族权绅权与政权熔为一炉的基层权力结构可谓利弊互见。其优长在于：一则可以避开行政机构的冗余程序，降低基层治理成本；二则对于减少犯罪、安定基层秩序能发挥一定作用，三则能一定程度发挥社会对政府、国家权力的制衡。其弊病也不可忽视：一则族权膨胀易导致破坏基层行政权力结构，为基层胥吏群体胡作非为提供了条件，甚至构成对基层治理的严重威胁。二则乡村宗族组织使基层治理呈现出暴力化、军事化趋势。乡村宗族组织也承担维护地方秩序之责，拥有训练和组织乡兵、民团的权力。“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晚清的地方军事化，被视为20世纪军阀割据的根源。”
中国宗族文化积累极为深厚，虽然近代以来经历巨变，但其深层的核心结构及文化观念仍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后，宗族势力呈复兴之势，各地家族宗族干预村民选举并不鲜见，对宗族势力绝不能放任自流，而须将之纳入党委政府的整体掌控与主导之下。但宗族对基层农村治理亦存在正面作用。如为族内互助合作提供保障，为农民利益表达提供渠道，有利于稳定地方秩序和人心等。乡村的宗族组织资源，并非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可以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还有学者提出，宗族对于乡村社会治理有很大的正面价值，可以考虑让宗族成为党委领导的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元。
其六，古代基层治理体系中，士绅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体现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独特属性。士绅一身而二任，既是具有天然内生属性的基层社会代言人，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又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既防御国家权力过度剥削乡村社会，同时也防止底层民众以起义的激烈方式反抗国家权力。士绅因而在公、私两大系统之间发挥重要作用，协调与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沟通的桥梁。
士绅在基层乡村既体现出“自治”的一面，又体现出与官方密切配合，即所谓“官绅共治”的一面，士绅与地方官员形成既协调合作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格局。还须看到，士绅阶层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他们可能把持乡里对村民形成常态化欺压，也可能在赋税征收中上下其手饱其私欲。国权与士绅的矛盾互动，也是国家兴衰的一个标志：中央政权强大时，地方绅权就受到较多约束。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削弱，乡绅势力就会膨胀，以填补基层控制的真空。国家权力崩溃时，绅权就可能谋求扩大地方势力。
近代以来士绅制度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型，晚清新政基层治理机制改革倚重地方士绅，士绅与基层政府共同支配着地方自治的进程与走向，一度形成“官绅合治”的基层治理格局。辛亥之后，中央权威涣散，绅权在军阀政治背景之下进一步得到扩展，但地方自治成为军阀对抗中央的工具，并进一步造成地方基层的混乱无序。大批士绅迁居城市，留下一批代理人在乡村为其收租，“土豪劣绅”化相当普遍。尤为重要的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已然对传统士绅釜底抽薪，士绅的制度性来源被强行中断，士绅存在的文化与制度基础一去不返，士绅本身面临存亡危机。“五四”以后，随着新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兴起，传统士绅从政治社会的权力中心退缩，注定了其衰落消亡的命运。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两册）
夏春涛 主编
ISBN：9787522720548
2023年10月出版
定价：46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历代治理体系，除“导言”和“结束语”外，分设“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民本与民生”“思想与文化”“礼治与法治”“基层秩序”“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环境治理”十一章，每章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沿革、体系架构、主要特点、经验教训等，重在揭示“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从而汲取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主编简介：
夏春涛，江苏扬州人。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晋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晚清史（太平天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研究。著有《太平天国宗教》《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以及《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等著作，多次获奖。撰写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纪》第六卷。出版学术随笔集《沧桑足迹》《家国山河》《触摸历史》。发表论文等200余篇。主持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等国家级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