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剪辑 晋远
【顶端作家·名家访谈录开栏语】
文学繁星，各领风骚。2024年，顶端作家IP精心策划“文学名家访谈录”，聚焦影响时代的文坛巨匠。首期嘉宾，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他的作品深入人心，文字凝练生活与人性之思。让我们一同在刘庆邦的带领下，走进他那充满智慧与感悟的文学殿堂。未来，顶端作家IP将继续邀请更多文学名家，共同揭开文学背后的神秘面纱，感受文字的力量与魅力。
刘庆邦的作品向来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和细腻的人性描绘著称，而《花灯调》更是将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塑造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作品通过讲述一个偏远山村在女驻村第一书记带领下，实现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更深入挖掘了人们在面对贫困与富裕、传统与现代冲突时的内心挣扎与成长。
访谈中，刘庆邦分享了创作背后的灵感来源和心路历程，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这次对话，我们不仅能一窥《花灯调》背后的故事，更能体会到刘庆邦作为一位文学家的担当与情怀。
酝酿了几十年
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顶端新闻：《花灯调》这个书名背后隐藏的故事或寓意是什么？您是如何想到这个书名的？
刘庆邦：我最初为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泪为谁流》。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心血和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
我之所以把小说更名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更有色彩，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顶端新闻：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否遇到过挑战或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
刘庆邦：《花灯调》是2023年的年初完成的。我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期间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了好几天，我照样写作。在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早上四点起床，在写作中度过。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
另外，我想说从我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书记的形象
是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赞美
顶端新闻：《花灯调》中呈现了一段“丑小鸭乡村”的蜕变传奇，您如何看待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
刘庆邦：我曾经深入过贵州遵义一偏远山村，亲见极度贫困：无路、无水、无电、无网，生活原始。年轻人外出打工，带回的伴侣因无法忍受贫困而离去，留下孩子，此情况屡见不鲜。2016年，市检察院一女检察员来此任驻村第一书记，引领脱贫攻坚。经过两年多努力，交通、水利、电力等全面改善，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新楼房、小轿车成为常态。村民以花灯调歌颂此巨变，展示山村重生的典型画卷。
再说到我们村，它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最基本的现实，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顶端新闻：《花灯调》中的“新时代新人”形象，是否寄托了您对某种理想型领导者的期望？她的性格特点是如何塑造的？
刘庆邦：在遵义贫困山村的一次深入采访中，我遇到了那位令人敬佩的女驻村第一书记。她的奉献与坚韧，不仅带领村民脱贫，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五姐妹中排行老二，人称二姐。常常是，聊到动情处，二姐满眼都是泪水，我的眼泪也模糊了双眼。这位书记的形象，成为我创作《花灯调》中“新时代新人”的灵感来源，她代表了我心中理想型领导者的形象：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为民服务的情怀。在塑造她的性格特点时，我注重展现她的智慧、勇气和善良，这些特质正是她引领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这位书记的形象，不仅是我对理想型领导者的期望，更是我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赞美。深入生活的结果，我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有历史教训的人写作更有使命感
顶端新闻：您的个人经历对《花灯调》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您是如何将个人情感融入作品中的？
刘庆邦：1960年，我9岁，正值长身体却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如影随形。我抬头望天，想吃云彩，云彩不能吃。我低头看地，想吃土垃，土垃不能吃。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上学连跑操都跑不动。爷爷双腿浮肿，无力站起；父亲因饥病交加去世，我小弟弟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们吃过杂草、榆树皮、柿树皮，甚至煳坷垃。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家里盛馍的筐子里能经常放得有馍，我想吃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一个。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是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顶端新闻：您在文学道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在顶端平台上也聚拢了一大批爱好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也是您的忠实粉丝，对他们您有哪些建议和鼓励？
刘庆邦：牛想喝水，自己会喝。牛不喝水，强按头是不行的。就算把牛头按得牛嘴触到了水面，它不张嘴，奈何？人做事情也是一样，某件事情，他心甘情愿，乐此不疲，才能做得好。如果他推推托托，别别扭扭，恐怕很难做出什么好活儿。写东西也是如此。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倘若逼着自己硬写，其真诚度、含心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每写一篇东西，写什么，不写什么，事前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自主选择过程，也是说服自己的过程。不管写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散文，都须先把自己说服，然后方可动笔。春风不吹，花枝不摇。自己不服，何以服人，自己不感动，何以让别人感动呢！
顶端新闻：在社会发展中，您认为文学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您的作品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和实践？
刘庆邦：不少朋友、读者和兄弟姐妹对我说，我已经写了不少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现在的农村变了，跟过去的农村不一样了，劝我该写一写现代农村生活的小说了。是的，五十多年来，赶上了能持续写作的好时候，我已经写了大量乡土题材的小说。
如《高高的河堤》，是写大自然对少年儿童心灵成长的滋养。《远方诗意》，是描绘农村青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平原上的歌谣》，是记述中国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存韧性。《黄泥地》，是揭露国民性中的泥性。《堂叔堂》，是用一个个人物承载近代、现代和当代农村的历史沧桑。我每年都回老家，对老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动在心上，是想写一部记录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可是，不是我想写，就能写。有了写作的愿望和冲动，不一定就能赋予写小说的行动。这里有一个写作契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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