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关注网络热点及突发事件会发现，民众的情绪一旦被有针对性地挑逗、撩拨，会变得相当“有用”，可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汹涌的所谓“民意”甚至可以断人生死。这种“情绪的影响力凌驾于事实”的现象被称为“后真相”。

在“后真相”时代，人们面对的不仅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的模糊性陈述”，它不是确切的真相，但也不构成谎言。面对用“情感”来消解“客观事实”的传播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做？

当下，无底线摆拍博关注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小学生巴黎丢寒假作业”“女子挺5个月孕肚征婚”“喂住院婆婆吃泡面虐待婆婆”“一女子给同事下药”等等，这些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最终被警方证实均为精心策划的摆拍造假。

有人痛斥博主为博流量随意编造“闹剧”、有人疾呼应当对“什么火就推什么”的平台加以规范、有人规劝网民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流量的“猎物”。那么，在这里面主流媒体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近日，中国记协官媒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值得重视。文章批评部分主流媒体追流量、博眼球，点出了部分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报道中存在的新闻导向偏离问题。可见，本该固守新闻伦理，举旗帜、聚民心的主流媒体，也存在“失足”“失语”现象。

自媒体大军的不断扩大，让本就稀缺的“注意力经济”竞争愈加激烈，胡说、乱扯、“说一半”等谣言传播本就失序。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不发声”是“失语”，“盲目发声”同样是“失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后者更为严重。

眼下，公众对主流媒体还保持着基本的信任，比起自媒体，主流媒体的“盲目发声”会对公众形成更加严重的误导。从长远来看，随着“盲目发声”被“后真相”澄清，则会带来公众对主流媒体的质疑，消解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一旦公信力受影响，就是抽走了主流媒体在舆论阵地的根基，进而影响社会信任基础。

不可否认，在“人人可以发声”的全媒体时代，“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等时效性资源由主流媒体一定程度上转移至自媒体，主流媒体不再是唯一的发声渠道，对议程设置的垄断被彻底打破，且冲击仍在继续、焦虑仍在叠加。如果主流媒体做不到持中守正，就容易丢掉“适度”原则，在流量面前贸然“下场”。

但是，主流媒体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守望者，核心属性在于真实，既要服务大众，让新闻有温度，更要引导大众，让新闻有力度。所以，对主流媒体而言，在“人人皆可媒体的时代”，发布信息的质量反而要更高了。

传播话语权的竞争是规则之上的“理性之辩”，而不是规则之下的“流量之争”。

主流媒体承担着重要的舆论引导职能，如果主流媒体在热点事件、公共事件面前选择性回避，不能理性发声、有效发声、权威发声，传播话语权自然旁落。

事实上，一直以来，面对突发事件主动发声、关键时刻敢于发声都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优良传统，主流媒体也因此赢得公众信任与尊重。

比如，2024年3月，央视记者采访燕郊爆炸受阻，中国记协发布《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连发三问，获得广泛支持；2022年6月，“唐山打人事件”引起公众极大关注，各种声音充斥，新黄河客户端发布《严惩唐山烧烤店施暴者，守护女性群体安全感》，旗帜鲜明地摆明立场，在舆论场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梳理类似文章，其共性在于非常时刻第一时间有理有据有节地回应群众关切、疏导群众情绪、化解群众疑虑，在舆论场上形成共识。

由此可见，即便在自媒体纷纷“下场”争夺注意力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在传播场域仍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民心所向”才是“流量所在”！

传播学领域有讲，意义的形成关键在于接收方。

自1994年开始，中国互联网走过的三十年，深刻地嵌入社会转型的大框架中。某种意义上说，媒介形式的不断转换也是社会转型期的需求。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个人在公共事件中表达自我的欲望空前，同时，也通过接收外部信息不断地纠正自我、充实自我。

面对社会思潮的转变以及公众观念的开放，主流媒体要有积极求变的自觉性。比如，“转战”全媒体，提高传播力；创新报道形式，切入时代审美意识等。否则，难免陷入“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的尴尬局面，更有甚者便是“你想说的是好的，我听来却是坏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低级红”“高级黑”，导致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各行其是”。

所以，主流媒体不仅要“敢于亮剑”，还要善于发声，多说人话，说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话，用让人舒服的方式去对话与沟通。

时代不断前进，事情总在变化。不过，总有些逻辑与常识需要坚守，总有些是与非、对与错需要明晰。当情绪“风暴”再次刮起时，主流媒体要想成为舆论阵地的“压舱石”，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