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5期P5—P6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原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摘自《理论探讨》2024年2期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前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特点。“现实性”强调社会科学旨在回答现实问题、把握现实特点、揭示现实趋势；“具体性”强调社会科学是对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概括，因而，它不是“抽象真理”，而是“具体真理”；“历史性”强调社会科学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事物、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它不是超时空的“绝对真理”，而是具有一定时空适应范围的“相对真理”。

在《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多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的形而上学理论，凸显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这对于当下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破除三种理论情结

与杜林等形而上学者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科学没有所谓“抽象真理”“绝对真理”，只有适用于一定历史条件和一定时空范围的“具体真理”“相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启示我们：由于社会科学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警惕“形而上学”的冲动，自觉拒斥“永恒真理”观念。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与蒲鲁东、杜林等形而上学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科学的原理具有历史性、暂时性，并非永远有效。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具有超时空性，因此，社会科学理论也不具有超时空的普遍适用性。例如，由于２００年前的中国与当今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当代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也必然与以往有所不同。换言之，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原理”不应是“抽象的普遍性”，而应是“具体的普遍性”，因为前者是与特殊性、具体性和历史性不相容的。由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我们应着力构建那种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原理”，特别是构建那种立足中国实际、观照当今时代的“原理”。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破除“一般规律”情结。在“永恒真理”观念的支配下，蒲鲁东、杜林等人一味追求那种无条件的和超时空的“一般规律”。由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事物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握“特殊规律”，即存在于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空中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学所要追求的主要是“特殊规律”。实际上，《资本论》的目标就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发展到死亡以及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替代的“特殊规律”。由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我们应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规律”的特点出发，把重点放在探索“特殊规律”上，例如，探索当代中国特殊的经济规律、特殊的政治规律、特殊的治理规律，等等。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破除“抽象范畴”情结。在“永恒真理”观念的支配下，杜林、蒲鲁东等人醉心于把概念、范畴视为某种超历史、超现实的抽象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诸如“分工”“竞争”“所有权”等范畴抽象化。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蒲鲁东的“所有权”时指出，那种把所有权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东西的观念，只不过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简言之，经济学范畴和经济学原理一样，不是抽象的、永恒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之，由于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和范畴不具有独立性，它们只是对一定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我们要善于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出那种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性的概念和范畴。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拒斥三种研究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蒲鲁东、费尔巴哈等人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也包含对他们研究方法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思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拒斥“先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批判地考察杜林的形而上学理论，不仅要考察其思想方法，而且也要考察其研究方法，尤其是他的“先验主义”的方法。杜林的先验主义的方法根源于其具有先验主义性质的哲学观。杜林哲学观的基本观点一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原则”，二是“原则”与世界的关系是“原则在先”。杜林的先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如下特点：“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总之，这种先验主义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拒斥“还原”的研究方法。杜林通过还原的方法所得到的“两个人”是“两个男人”。由于对于两个男人而言，既可以设想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合作劳动，也可以设想一方通过“压服”使另一方像奴隶或工具那样为自己劳动。因此，杜林通过“两个男人”不但轻松地解释了“平等”问题，而且同样“轻而易举”地解释了“剥削”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剥削现象与阶级现象一样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然而，在杜林那里，当他将剥削的产生归结于“两个男人”中的一方“压服”另一方时，他既将剥削变成了一个超历史的似乎永远存在的问题，也将“剥削”概念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性的抽象概念。对此，恩格斯讽刺杜林，认为他的这种“创造性的说法”获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方面，杜林不用费力气便解释了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分配形式之所以有所差别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实际原因，因为在杜林看来，它们的依据统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压服”和“暴力”；另一方面，杜林将“分配”这个原本是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道德领域的问题，于是杜林就可以在不考虑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前提下随意操起道德的大棒按照某种绝对的道德原则宣布一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拒斥从“抽象的人”出发的研究方法。形而上学者的理论之所以具有形而上学性，往往与从“抽象的人”出发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如何理解“人”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的人”而主张“现实的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便批判了当时在德国思想界流行的从“抽象的人”出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现实的人”出发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出发，去描述人们的实际活动和现实生活过程。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杜林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道德学说的出发点也是“抽象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蒲鲁东、费尔巴哈等人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启发我们：要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从什么样的“人”出发具有底层逻辑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从“现实的人”出发的研究方法，从而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成“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