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时，有时人们会使用“他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样的话。著名的美国音乐学家理查·塔拉斯金于2023年7月1日去世时，便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

　　在音乐学的研究越来越融入生活的当下，一位音乐学（音乐理论）研究者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继续探索那种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的研究，还是努力将高深的音乐研究融入“大文科”的话语体系？如同塔拉斯金在他的全部著述中所明示的那样，音乐学并非一个有天生壁垒的学科，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所有喜爱音乐和喜爱人文学科的读者所接受——即便你不是一个喜爱聆听音乐的人，但只要喜欢阅读，也会喜欢上音乐学研究的那些文字。这种颇有平民哲学意味的观念，使得塔拉斯金在其全部研究中呈现出强烈的对权威的批评。因此，我们是否还应该把他视为“终结者”？或换一种表述，如果真的有在天之灵，塔拉斯金是否会愿意将其追认为“终结者”？

　　这是我提出的疑问，但每位读者应当不难感受到我的否定语气。我学习了塔拉斯金经常采用的文风——看似在陈述，但言语间的导向性昭然若揭。阅读塔拉斯金，给我们带来的是痛苦与欢乐的并存。痛苦的是阅读的过程。他艰深的文字隐藏着各种隐喻和反讽；令人欢乐的是他文章中无处不在的洞见和“吐槽”。

　　就从塔拉斯金的吐槽说起吧。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已经对他有了几个明确的形容——“好争论”“存心找碴”；我国学者对其也有各自不同的描述，如四川音乐学院何弦的“成问题的塔拉斯金”和上海音乐学院徐璐凡的“好看的塔拉斯金”。如此，再多一个“爱吐槽的塔拉斯金”也无妨。

　　吐槽大人物，塔拉斯金选择了从现代音乐的开山鼻祖阿诺德·勋伯格开始：“简而言之，围绕这位作曲家名字的喧嚣总会令他的音乐相形见绌。”言外之意是，勋伯格的拥戴者们在其授意下不断丰富着对十二音技法的解读，而可惜的是，勋伯格的音乐在美国演出得实在太少，他的作曲理论却大行其道，以至于他的“铁粉”、作曲家塞欣斯不得不竭力地“圆”这个问题。

　　塔拉斯金一眼看穿其中的荒唐：“问题是，塞欣斯是一位作曲家，而不是听众——他虽然没有像勋伯格那样备受公众关注，却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接着说道：“1985年，多纳尔·赫纳汉在《纽约时报》上为塞欣斯写的讣告中引用了一位作曲家同行的话：‘除了公众，每个人都喜欢罗杰·塞欣斯’，他阴郁但准确地补充说，塞欣斯‘在他的一生中，除了专业和学术圈子之外，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得到认可’。这样一位作曲家，无论他的初衷多么善意，能成为非专业听众的向导吗，无论公众有多愿意。”

　　塔拉斯金和盘托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艺术中唯一合理的赞美或谴责的对象是创作质量本身。而对于那些无视观众的作曲家，塔拉斯金首先提到了瓦格纳，他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瓦格纳的音乐比听起来更好。”还引用了柴可夫斯基的吐槽：“以前，音乐是为了取悦人们，现在他们被折磨和耗尽精力。”

　　他为什么要吐槽，是性格使然还是历史使命使然？吐槽是针对人吗，还是针对这些“人”所代表的时代？如果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塔拉斯金挑战的是权威的思维。他向旧有的僵化的传统发起进攻，同时他将批评的范围从作曲家扩大至理论家。他认为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音乐的自律。因此，他“扒”出了黑格尔及其在音乐上的“代言人”弗朗兹·布伦德尔，前者认为：“音乐的价值可以最好地衡量为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自身时代进化的综合，并指明了通向下一个时代的道路。作曲家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行为推动了音乐材料中内在的倾向，使之朝着进一步自主进化的方向发展。”后者认为：“音乐家的首要义务不是对他们的听众，而是促进艺术朝着自治和统一的‘进化’进步，为了这个目的，任何牺牲都是合理的。”最终，塔拉斯金断言：“屈从于创作者的谬误是这种黑格尔化音乐史的直接结果。”

　　上述文字只能算是一篇读书笔记，是我阅读塔拉斯金《屈从创作者意图的谬误》一文的一些摘记。但是，塔拉斯金洞若观火的思想会给音乐学研究带来哪些反思？塔拉斯金如此激烈的文风所要唤醒的是什么？

　　作为平民哲学的实践者，看起来塔拉斯金挑战的是勋伯格、塞欣斯等一干作曲家以及自律论美学根源的黑格尔和布伦德尔，是对居于音乐金字塔顶端的“权威”的鞭挞，但他实际是在挑战一种森严的等级，挑战现代性——他并非要打倒现代性，而是要让我们看到其中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平等关注作曲家之外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群体的声音，并且更多考虑如何从僵化的权威界域中“逃逸”出来。塔拉斯金对权威的挑战是在实践着自尼采以来的生命哲学，他提醒我们要关注芸芸众生。

　　因此，塔拉斯金必然反对精英。然而，他本人因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著述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精英；或许塔拉斯金早已意识到，只有成为一个时代的“精英”，通过不断论战，才会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让所有音乐的乃至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接受者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有多么多元。

　　我想，“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对他更为合适——他把自己的思想与爱都奉献给了音乐，但他更是一位真正地将音乐融入大的人文学科或是用人文学科的思维做深入研究的音乐学者。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未来的音乐史学家不再那么主张自律，不再对跨界感到畏惧，而我的工作对这一转变有所贡献的话，我将会含笑九泉。”正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让塔拉斯金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塔拉斯金也一定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他在用他的勇气为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开路——这依然是塔拉斯金用其全部著述告诉我们的，即对习惯性思维的不断反思，这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良知和一种学术道德的底线。

　　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正视并不恐惧自身不足的前提下，独立思考、不畏权威，走出一条挑战自身生命意志的学术道路，甚至在每一次人生的辉煌时刻亲手将自己打倒，让自己从头再来，做一位永远保持希望和努力的勇者。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系民进上海音乐学院支部副主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音乐分析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