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d木强敦厚曾文正公》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集古怀曾文正公五律

昭代推人杰，宋·洪迈

诗书满腹中。唐·卢象

伊汤咸有德，宋·汪藻

辛苦不言功。明·林俊

兢述经纶伟，清·曹倜

朝推文武雄。唐·王光庭

业弘天广大，元·吴当

永誉更无穷。宋·文彦博

黄德劲先生诗评：

“千古完人”，“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晚晴中兴四大名臣之首”“旷世难逢天下才”……要用极其简练的成语与诗句，给这样一个大人物画像，是十分不易，也极难精准的。彬宇先生在浩瀚的中国文字中，拈出“木强敦厚”与“力挽狂澜”八字，并述以集句五律，竟然给了我们一个极其形象的曾文正公：

他是敦厚钝拙的，却又是极其倔强智慧的；他以圣人自居，却又以铁血手段力挽狂澜平乱灭敌；他站在珠穆朗玛之巅激流勇退广获赞誉，却又在万般委屈之下撒手西归备受攻击；他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却也屡屡受到来自弟子挚交的冷箭。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自律刻苦，但从未满意过自己。他浸润在儒家精神的血脉里，亦步亦趋，苦心孤诣，铢积寸累，成了伟人口中“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人。

谨以“儒家根脉 圣人精神”“文治武功 千古完人”“追学曾公 各取瓢饮”三部分，评析彬宇先生怀曾公五律，并简述生平。

儒家根脉 圣人精神

“昭代推人杰，诗书满腹中。”作为千古人杰，曾国藩的诗书学问，苦读得来；圣人思想，自幼筑基。

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兴乐乡荷塘二十四都大界里白杨坪。

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对曾国藩的出生喜不自禁。在曾氏家族中，曾玉屏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在曾国藩看来，他的祖父更像是“经师”，他评价祖父并“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

曾国藩如此推崇的祖父，一是做事有恒，二是坚毅品格，三是初定家规。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曾国藩进京散馆。离家时，侍祖父曾星冈于阶前，请求祖父训导。

曾星冈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玉屏没有千叮咛，万嘱咐，而是“要言不繁”，这对曾国藩的一生都有影响。他经常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对祖父创立的家规，后来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曾玉屏还有一句座右铭式的话:“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讲的是做人处事都要把握分寸，留条后路。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曾国藩曾言:“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以陈雁门老先生作为问字之师，所学即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相当于学前教育。入塾读书，父亲郑重其事，反复推敲，并经祖父核准，为其取名子城，字伯涵。“城”者，国也，用的是《诗经·瞻卬》“哲夫成城”的典故，又有“公侯干城”的语义，《左传》有“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干城”之语，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捍卫国家的栋梁。“涵”，是浸润、包含、包容、广大之义，要做国家栋梁，胸襟必须开阔，学养必须浸润、深广。苏轼有“天复群生，海涵万族”之名句。

父亲曾麟书在曾氏家族史上，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良好家风传承下来，把自己乃至曾氏家族的抱负交付给了下一代。晚年的曾麟书命长子曾国藩书写的一句联语，颇能代表他的希望和寄托：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母亲江氏对曾国藩早年的影响也很大。母亲给曾国藩最大的影响是倔强、坚强、敢担当的品格。江氏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当时曾家尚不宽裕，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好作自强之言”，或用“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

曾国藩继承了母亲刚强的性格，敢于与困难周旋，有股冲天的倔强之气。直到晚年，他仍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他们“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常有不可遏之候”。还对他的九弟曾国荃说：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璧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有如此父母先祖，曾国藩的成长必然是稳健的，向上的，百折不挠的。虽然曾国藩初始的科举之路，完全说不上顺利。

十六岁，曾国藩开始考秀才。

第一次，落榜。

第二次，落榜。

第三次，落榜。

第四次，落榜。

第五次，落榜。

第六次，继续落榜。

……

历时九年之久，共考了七次，直到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才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得中秀才。第二年，曾国藩赴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的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据曾国藩年谱，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期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

尽管曾国藩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就是在这里受到湖南学风——理学经世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立下的诸多为民、为自己的“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

曾国藩考上秀才虽然晚，但第二年，也就是1834年他进入岳麓书院的这一年，恰好赶上了“大比”。按照清朝制度，各省三年举行一次乡试，谓之“大比”。乡试八月举行，中试者日举人。曾国藩有秀才的资格，以诗文突出获得推荐，第一次参加本省乡试，结果考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虽然名次稍后，但这年他只有二十三周岁。

按照规定，凡是举人都可以参加第二年二月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中式者曰贡士，取得贡士资格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等级，统称为进士。曾国藩顺利中举，自然要参加来年的会试,遂于当年十一月来到了他向往的京城，住进长沙郡馆。这次会试他没有成功，但让曾国藩兴奋的是，下一年还有一届三年例考之外的恩科考试。曾国藩留在京城苦读，没有回家。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岁暮杂感十首》。

第二次考试，曾国藩仍然榜上无名。但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此时就奠定了。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二十八岁之时，由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科举的台阶他终于爬到了顶点。曾国藩用他二十八年的人生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出一个进士的历史。中进士后，曾国藩经过复试、殿考、朝考，以成绩优异进入翰林院，跻身词林。

劳崇光乃道光十二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他为人慷慨、爱惜人才，听说曾国藩因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气馁，就点拨他说，读书人当以立志为之本，为学有为学之志，修身有修身之志，做人亦有做人之志，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在劳崇光的悉心安排下，曾国藩按时参加了朝考，并拜谒了主持会试的穆彰阿。此前，劳崇光已遣人将曾国藩的诗文抄写出来，呈送给穆彰阿以及当朝政要预览。穆彰阿很欣赏曾国藩的策论和文笔，交谈之后更是颇感投契，勉励他莫以士子为限，而要高飞远举，以成大器，并取“国之藩篱”之意，建议他将原名曾子城改为曾国藩。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最大的是唐鉴和倭仁两人。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历任按察使、布政使等方面大员，曾主讲金陵书院，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

曾国藩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买了一部《朱子全集》，回寓所后开始阅读。三天后，他向唐鉴请教。唐鉴教曾国藩敦品治学，当以《朱子全集》为依据，此书不仅要熟读熟记，而且要照着书中所说，身体力行。他还告诉曾国藩，学问有三途：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以义理最是首要。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功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而义理工夫最切要处，乃在于“不自欺”。

唐鉴一席话，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品格，他恐怕不会坚持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利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甚至于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不问鼎轻重，都与他理学的“内敛”功夫有很大关系。

倭仁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倭仁笃守程朱理学，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而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他的日记流传的。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

曾国藩效仿倭仁，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开始用恭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细细地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哪句话说得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写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初到北京的曾国藩曾经“一身缺点”。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看其日记：

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心浮不能读书……

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

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彼时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岔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

曾国藩性格中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一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骂了很多非常难听的话，甚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

第三个毛病是“虚伪”。朋友邵懿辰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是”外，还有一条，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后，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后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的，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情场得意，曾国藩“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

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前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

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

“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1842）十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戒烟成功，极大地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去除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而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

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地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一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曾国藩曾带着日记去拜见唐鉴。日记中充满了对自己过去的痛骂和反思，显示出他对自己不成器的深深不满。唐鉴翻到他的日记，看到曾国藩在这一天改号为“涤生”。涤生，寓意洗涤旧染的污垢，重新开始新生。唐鉴对此表示赞赏，并鼓励曾国藩：“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在向唐鉴和倭仁求教后，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督促自己：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时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可以说，“日课十二条”，正是通向成功之路。而尤其可贵的是，高度自律的曾国藩，并不是只知道崇仰理学的迂腐书生，而是以经世治道为根本。倭仁偏于“内圣”，曾国藩重于“外王”。好友刘蓉对曾国藩在京师发愤读书，一心想成为司马迁、班固一类人物也有批评，指出“当今之世须以事功显”。这对曾国藩后来出山有很大影响。因此，曾国藩的经世，更多的是关注现实的一种务实精神，因此他才能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也是他能在中西文化接触后，吸收接纳，进而举办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的思想根源。

毕其一生，曾国藩都在日涤日生，日进日新中。曾国藩深厚的理学修养，志在为圣为贤的理想，脚踏实地、务求弃虚的精神，给了曾国藩源源不绝的进取力量。“昭代推人杰，诗书满腹中”，没有深厚的学养，没有圣贤精神的滋养，曾国藩又如何能成长为济世救世之旷代人杰也？

文治武功 千古完人

“伊汤咸有德，辛苦不言功。兢述经纶伟，朝推文武雄。”曾国藩是文武兼资之人，是文治武功均有大成之人。择其核要而言，便是三件事：

第一，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金田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

1864年8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

长达十四年的战乱，七千万生灵涂炭。正是在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以及几大名臣的努力下，大清国又续航了六十余年。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 湘军的兴起，标志着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他们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权贵当权变为经世派当权。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的变化，1861年到1890年，任命的44个总督，汉人占34个，其中大半是杰出的乡勇领袖。巡抚117人，汉人104人，半数以上为勇营出身。就是说，他们中多数是通过军功取得权力的。他们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刘坤一、郭嵩焘等，都成为晚清政治有影响的人物。由此也成为未来的国家民族革命，提供了精神与镜鉴，成为历史迁延先导力量。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整个征战的过程，极其艰苦惨烈。曾国藩经历了生死磨难，也成就了一世英名。仅择几个典型场景，以观曾国藩之“辛苦不言功”：

三次自杀——

第一次，靖港兵败。

1854年，曾国藩亲率水陆两军万余人，大张旗鼓，誓师出征。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认为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不料首战即遭惨败。他得到错误情报，以为靖港守敌只有数百人，防备松懈，于是轻率冒进。当他率领水军战船到达靖港时，才发现中了空城计，太平军突然神兵天降。炮声震天，把湘军团团围住。湘军水师都是新招募来的农民。缺乏实战经验，且训练不熟就仓促上阵，这些人见势不妙，纷纷弃船逃命。互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曾国藩急得亲自拿剑督战，后退者立斩，但是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太平军乘胜追击，俘获无数，“活捉曾妖头”的喊声震天响。曾国藩羞愤交加，死伤士兵大部分来自湖南湘乡，他既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也没脸再去见湖南官员，为了练兵几乎把湖南官场全得罪光了，此时都巴不得看他的笑话。眼看战船被焚，辎重尽失，曾国藩不由得万念俱灰。从座船上一头扎进水中，准备一死了之，幸亏被部下救起。

第二次，湖口惨败。

1855年，曾国藩率水师进军江西湖口，再次遭遇劲敌，进攻受阻。太平军在江面和两岸修建了牢固的防御工事，水陆配合，严阵以待;而湘军孤军深入，又得不到陆地上的支援，明显处于劣势。1月底，太平天国翼主石达开首先用诱敌深入之计，将湘军100多艘轻便小船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封锁湖口。湘军战船被分隔成两部分，大小战船不能互相配合，战斗力锐减。停在长江的大船没有小船支持，机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困在鄱阳湖的小船，失去了大船的依靠，几乎丧失战斗力。

曾国藩的噩梦还没结束，十多天后，湘军水师又遭到偷袭。太平军派出小船携带火器，乘月黑风高，冲入湘军船队，大肆放火。湘军顿时大乱，火光冲天。死伤无数，船只大多被焚毁。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左冲右突无路可逃，最后连船上的管驾官、监印官都阵亡了。遭此大败，曾国藩眼看在劫难逃，仰天长叹一声，纵身跳入冰冷的江水中。

他宁可自杀，也不愿做太平军的俘虏，幸好这次又被部下从水中救起。

第三次，祁门被困。

1860年，曾国藩受任两江总督。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把总督府迁到了安徽南部的祁门，这在军事上却是极大的冒险。祁门地势形同釜底，只有一条大路与外界相通，一旦被封锁就成死地。幕僚们曾苦劝曾国藩另选新址。以免将来受困，但他坚持己见。不出所料，几个月后，太平军就以10倍于湘军的兵力向祁门扑来。湘军死守数日，战死大半，渐渐不支。

四十六天。

打下太平天国，曾国藩曾经经历了最焦灼痛苦的四十六天。

此为雨花台大战。一共持续了四十六天。这四十六天，是曾国藩生命中最焦灼的四十六天，也是前线作战的曾老九一生中最凶险的日子。曾国荃在金陵日日焦灼，曾国藩在后方的痛苦一点也不少。

当时，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分析敌情：

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弟守事既稳，以后余惟多办银米子药接济，弟可放心，断不缺乏。

也就是说，李秀成部至少十万人，每天需要吃上千石的米。如果没有船队运输，怎么可能持久？我在安徽带兵的两年，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使从南京城内往外运，也要经过几十里路，一个月运送三万石，也是极其困难的。何况城内也没有太多米可以运出。因此你不要太担心，李秀成挺不了太久。

然而，曾国荃能否顶住这一个多月的进攻，曾国藩没有把握。曾家已经死了一个曾国华，他生恐这个弟弟也死于战场。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接沅甫弟信，知伪忠王大股援贼扑金陵营垒。……深以为忧，寸心如焚。

第二天又说：

粮道可危，寸心如割。……旁皇绕屋，焦灼万状。……竟夕不克成寐，四更末即披衣起坐。

他本来和曾国荃约定要每天通信。九月初五日这一天，他没有接到曾国荃的来信，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一夜无眠，心急如焚。

本日午刻不接沅信，悬系之至....绕室旁皇，莫知所以为计。不知沅弟所以无信来者，本身受伤乎？抑全军决裂……晡时，忧灼万状。……睡不能成寐，竟夜候沅弟二十九日信。

直到第二天上午，曾国藩才接到曾国荃的信。头一天曾国藩担心沅弟是不是受了伤，这封信中果然汇报说，二十八日曾国荃在营中被流弹击伤，出血颇多。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感叹:“足见天伦血脉感触，息息相通。”

曾国藩本人并不怕死，自带兵以来，曾国藩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但是他承受不起弟弟的死。既然无兵可调，曾国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应，让曾国荃部得到充足的粮米和弹药。

哪知就在这个时候，军饷供应又出现了意外。江西巡抚沈葆桢突然宣布，因本省财政紧张，停止每月供给曾国藩的四万两漕折，这个决定非常突然，少了这四万两的采购经费，曾国荃部不但武器弹药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

这大出曾国藩的意料。沈葆桢算是曾国藩的嫡系。按照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 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

军饷是湘军的生命线，也是曾国藩带兵打仗过程中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江西已经成为后方，不再有重大战事，因此他对江西的供饷能力寄予极大希望，希望沈葆桢能迅速把江西治理好，以源源不断地供给湘军军饷。

但沈葆桢却不是这样想的。沈葆桢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自幼即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决不在做曾国藩的附庸。”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四万两漕折，用于建设本省军队。沈葆桢截留四万两军饷本来已经出格，更为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

事出意外，曾国藩一下子陷入焦虑之中。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

又未接沅弟信，忧灼之至。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无已。

曾国藩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在日记中记道：

“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白天频繁联系各处，全力保障曾国荃的供应，傍晚到后院的小房间里去，跪在蒲垫上默默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了床又常常一夜无眠，沈葆桢此举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钻心的痛。

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表现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就曾在日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已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况，正是磨砺自己心性的好时候，这也才是圣贤的用心。由此可见曾国藩之伟大与强大！

曾国藩的幕僚们早就看不下去了，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

与太平军相持到十月四日，天气已寒，太平军不但没有冬衣，粮食补给也不能持续，只好撤退。曾国荃终于顶过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四十六天。

湘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苦战也”。郭嵩焘亦认为“极古今之恶战”，特别是随曾国荃作战的曾国葆，战后不久就因为操劳患病而死，令曾国藩又失掉了一个弟弟。

四十头半白。

曾国藩曾说，“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南京确实比其他城市难攻。湘军进攻南京的办法，一是乘夜偷爬城墙，二是开挖地道用炸药轰城。然而南京城墙体坚固，墉堞高峻，“至低之处犹及七丈以外”。太平军捍卫首都的决心非常坚定，在防御上又经营多年。他们“复工于设守，梯冲百具，无所用之”。要靠爬城墙进去，几无可能。

那就只剩下地道战一法。然而太平军除在城墙上严密巡哨之外，还在城内沿城墙挖了很多地窖，埋放许多大缸，令人蹲在缸里细听，以确定湘军开挖地道的方位。然后或与敌人对挖地道，使其炸药不能奏效，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破坏其轰城计划。有一次，湘军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但仍隔着护城河，不能迅速涌进，遂被太平军重新封起，坚守如故。

曾国荃百计无效，看来“止可为严守长围，绝其接济，以待其自毙之一策”。只有等城里粮绝，太平军活活饿死。然而天京的存粮实际上也远多于他城，特别是有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窖藏，所以曾国荃虽然已经截断城外的接济，但是城中粮食仍然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国荃向城内派出间谍，希图策反。然而南京城中多是太平军“老兄弟”，信心坚定，不能奏效。

曾国荃百计尽施，攻坚战、偷城战、地道战、间谍战，想尽了一切办法，皆不成功。眼看着三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的进展都非常顺利。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初，各地战事陆续平息，天下大城，只剩下金陵未下了。

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看“曾铁桶”围城。相比李鸿章用开花大炮几个月就攻下一座坚城，曾国荃的铁桶战法显得太“原始”、太“笨”了。人们议论纷纷，讥讽曾国荃无能，各种“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还有人“作《老妇行》，以讽金陵战事”。

曾国荃为了拿下这座城市，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常年围着南京城转，察看敌人漏洞，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精疲力竭，刚满四十岁，头发居然白了一半，连曾国藩听了都大为惊讶。

曾国荃因久攻金陵不下，心中焦急，一度精神不好，一会儿抑，一会儿暴躁。曾氏兄弟称之为“肝病”，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疾病。曾国藩生怕出现意外，便一再劝曾国荃请李鸿章来助攻。李鸿章的淮军装备西洋大炮，可以轰塌城墙，强于挖地道。6月18日，曾国藩写信给老九说：

夜来又细思，少荃（李鸿章）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曾国荃）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泉（李鸿章）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

然而，聪明的李鸿章，虽然朝廷屡屡催促，也忍住没有来抢曾老九的头功；而曾老九一心想吃独食，也发自内心不想别人染指。当最终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曾国荃“总算松了一口气。傍晚时分，曾国荃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和泪顺着脸颊一齐流下。心里一放松，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到了晚上，他倒头便睡，任将士在城内厮杀。”

其间的痛苦，大概只有当事人最知道了。

而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尤为后人所赞者，还在其“坚拒诱惑”。

清末以后，曾传出许多曾国藩的部属和朋友怂恿他起兵造反自己当皇帝的故事。据说，最先劝进的是王闿运。王闿运治学与别人大不相同，他后来教的弟子杨度称其为“帝王学”。简单说，他的帝王之学是要物色一个非常之人，辅佐他成就帝王之业，自己也成为开国功臣、卿相。曾国藩便是王闿运心目中的“非常之人”，因此，他曾或隐或显地劝曾国藩成就帝王之业。

据说当时王闿运侃侃而谈，大意是现今正多事之秋，也是豪杰创立大业的绝好机会，放眼天下之人，只有大帅您可以为之。曾国藩只是倾听而不发一言，同时用手指蘸茶水不停地在桌上写字。谈了一段时间，曾国藩借口有事进入内室，王闿运趋前看曾国藩所写为何，只见满桌都是“妄”字。王闿运知曾国藩无造反意，便不再进言，而曾国藩也不敢重用王闿运，怕他闹出什么乱子来。

第二个向曾国藩试探的人是胡林翼。一位曾在曾国藩幕府任事的人，化名“楚狂”，写了一篇《投笔漫谈》，其中说，一日胡林翼见曾国藩，送来一副联语：“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对这副对联非常欣赏。胡林翼走时，留一张小纸条在桌上，曾国藩起身去送客，幕僚偷看时，只见小纸条上赫然写道:“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

第三个暗示的是左宗棠。据说左宗棠当樊燮案发生后，曾写了题神鼎山联语:“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写后寄胡林翼，说是请其转曾国藩，请曾国藩改正。据说上古三代之时，以鼎为国宝，是全国最高权力的象征。“问鼎”的典故，出于《左传》，是想夺取最高权力的意思。左宗棠的这副联语，其意不说自明。胡林翼阅后，一字不动转给曾国藩。曾国藩见联，将“似”改成“未”，变成“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一字之差，其意全变，然后转回胡林翼。胡林翼读后，在纸上批道:“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不仅这三人，据说湘军攻占安庆后，彭玉麟曾呈密函给曾内中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看后也立即撕毁。

据说李元度也曾撰联语:“将相无种，帝王有真。”

又传说曾国荃攻占金陵后，因独揽大功，颇有忌妒之人:又有人说太平天国宝物都落入湘军手中，朝廷将要抄。众将欲自保，颇想效仿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之事。一天晚上，曾国藩审问李秀成之后，刚要休息，将领幕僚约三十多人突然来到曾国藩住处，说是要见大帅。曾国藩问:“九帅(曾国荃)偕来否？”左右回答说没来，曾国藩命人立即去请。待曾国荃抱病前来，众人见曾国藩神情极为严肃，与平时的和蔼可亲大不一样，手足无措，不敢发一言。过了半天，曾国藩命人取纸笔来，纸笔到后，曾国藩伏案挥笔写成一联，写罢，一言不发，掷笔起身，回归内室。众人仍没有一个敢吭声。过了好半天，曾国荃到案前，只见上面写道: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众将细细品味之后，有的点头，有的叹惜，有的热泪盈眶。曾国荃开始好像很失望、激动，稍后也严肃起来，最后惶然说:“以后谁也不准再说了。今日之事不准外传。如有意外，曾某一人承担!”众将这才散去。从这以后，再也无人提及造反的事。

以上传说，真真假假，但事实是，曾国藩不仅没有去闹着做皇帝，反而迅疾裁撤了湘军。这绝不是一般人的眼光和境界所能做到的。

第二，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中，李兴锐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猝灭，诸将不可常恃。且谓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衡虑，未可轻率开衅也。”

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须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

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瀛寰志略》一书。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爱国官员”一样，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畬“张大英夷”，把洋人说得太好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来。自己看完之后，他还将此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蓉看。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将《瀛寰志略》仔细阅读了两遍。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接触能接触到的西洋事物。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非常喜欢，特地在总督府中造了三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可以随时察看。这对花钱节俭的他来说堪称豪举。

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署理两江总督时，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洋船，就想买来先试用:“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只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就近察勘使用，督令楚军水师将弁，预为练习。俟明年洋船购到，庶易收驾轻就熟之功。”只是朝廷并未回复，所以没有下文。

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用五万五千两银买了一艘“洋船”，亲自上船考察。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激水转轮之处”，即蒸汽轮机及传动装置，没有看得完全明白，但他在日记中赞道:“无一物不工致。”

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升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夷炮”不用，水师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洋炮，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安装在炮船上，很快将千里长江控制在湘军手中。

他认识到,“师夷智”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阶段。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

1861年8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对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其中的秘密，以便自己可以制造，这样，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恃的根本。

在当时地方督抚中，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徐寿、华蘅芳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蒸汽机。1862年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

曾国藩所看到的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曾国藩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也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

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计约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曾国藩不顾深冬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八九里远，可见兴致之高。所谓“试造此船，以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那就是与西洋比肩匹敌甚至战而胜之的地步。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出自《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不过事实上这条船毕竟是“处女作”，后来曾国藩发现它“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非常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其中一成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

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解部关税，是需要勇气的。因此容闳说:“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同治七年（1868）七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了。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曾国藩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说:

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余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1871年山东派员考察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

送出留学生是曾国藩的另一大历史功绩。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开了中国公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1872年8月11日，一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从上海出发，乘坐一艘轮船，跨越浩瀚的太平洋，经过漫长的旅程后终于抵达美国旧金山。随后，他们顾不上休息，立即乘坐一列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

在这里，他们开启了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之中走出了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走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走出了参加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环泰号”巡洋舰舰长容尚谦，走出了知名外交官钟文耀。

而这，正是得益于曾国藩的大力推动。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联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请求朝廷以官方的名义，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们在奏折里提到，西方科技日新月异，只在国内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到西方国家去原原本本地学习才行。清廷批准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奏折。

可惜的是，“功成不必在我”的曾公，没能看到留学生出国的时刻，也更没有等到他们归来报效祖国，只把功绩，永远留存在了史册。

第三，崇文护教，一辈子不离读书学问。

此正为彬宇先生诗言：“兢述经纶伟，朝推文武雄。”曾国藩的满腹经纶，其受益与施用，体现在曾国藩征战、为官、做人做事的全过程。比如《讨粤匪檄》写道：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湘乡派”是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湘乡派继承并发展了清代桐城派古文，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又加“经济”一条，使文章内容更加面向社会现实。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但是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

曾国藩以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幕府广聚人才，以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为号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时复盛。曾国藩门下，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称四大弟子。他们已处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

曾国藩由此成为文武全才的人物，不仅以事功，更以思想影响世人和时代，“朝推文武雄”。所以有评论说：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追学曾公 各取瓢饮

“业弘天广大，永誉更无穷。”曾国藩所创立的“业”和其所具有的“识”都是广大的，也因此而“永誉更无穷”。

比如曾国藩的识人用人。

左宗棠有一副著名的挽联写道：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同样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左宗棠，十分佩服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因为他本人，也十分得益于曾公的拔擢。朱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四百二十一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四百九十七人。而当时乃至以后的清朝政坛，受其提拔推举者，超过四分之一。

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

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他在家书中也说，“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是求才。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他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贴出告示，“询访英贤”，广为访察，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曾国藩不仅有完备科学的识人用人办法，而且身体力行，极其注重培养人才。“成其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庶其自述之语。仅以其锤炼、提举李鸿章为例。由李鸿章之挽联可以看出其对恩师的深情：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时曾入都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出色,“每落笔，藻采纷披”，颇得曾国藩青眼。曾国藩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后来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指1845年、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身高在1.82米到1.85米，眉宇间精明外露，一望而知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他功名心极强，而且从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的早年诗作中,“欲封侯”“梦封侯”“登鳌顶”“入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比比皆是。

李鸿章能来投奔自己，曾国藩很高兴。李鸿章到来之前，曾国藩先寄给他三百两以安其家。到来之后，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与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他，看看他在数年军旅生涯中有没有什么长进。

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道：

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

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

李鸿章是一个综合型人才，既能办事，又长于文字。因为身边正缺乏文案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

安排好工作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曾国藩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李鸿章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关于李鸿章入曾幕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说：

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尚，只有一个“诚”字。意思是批评李鸿章“不诚”。李鸿章从此日日早起。薛福成说，曾国藩此举是为了煞煞李鸿章的气焰。

晚年李鸿章更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多。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待人接物，经常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播弄之”。到了曾国藩幕府后，他自恃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若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须再经一番磨炼，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挫挫他的锐气。

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有不少“雄谋善辩”之士，如左宗棠、李元度等，口才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就经常有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士”的风采。

至于曾氏本人，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确实是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但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

李鸿章由此也知恩图报。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也是曾国藩日后为何交班给李鸿章的重要原因。

平定太平天国，曾国藩自裁湘军，但是保留了李鸿章的淮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曾国藩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创建淮军。曾国藩亲自下手，利用一切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亲手为淮军制定营制营规。并且还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来到淮军部落，供李鸿章使用。

李鸿章能建立起淮军并且在日后飞黄腾达，与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提拔有着密切关系。李鸿章有才，而曾国藩也惜才爱才，护才培才，用才举才，终于把李鸿章培养成了自己可靠的接班人。

曾国藩曾经总结自己识人用人之道为八字诀：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延揽人才。慎用，就是量才取用，务求慎重。勤教，就是经常进行督导和教诲。严绳，就是立法度，上规矩，严加管束。曾国藩正是这么做的，而且据说还专门著有《冰鉴》《挺经》等书，皆是识人、用人、做人的宝典。关于曾国藩识人的故事有很多，仅举最有名的一例如下：

1861年，李鸿章刚刚组建淮军后，任命了八位将领，由于自身缺乏带兵经验，对这几位将领也了解不深，所以他想请老师帮他看看这八位将领中，到底谁堪大用？谁能与自己走到最后？

李鸿章来到曾国藩的府邸，欠身说道：“老师，我带兵经验不足，拜托您帮我看看这八位将领中，谁能与我共功名？”

曾国藩愉快地接受了李鸿章的请求，并说道：“你让他们明天早晨到我的行辕外面等候”。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时，八位将领就到了，结果，快到中午，曾国藩也没有召见他们，也没人给送点吃的喝的，一个个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加之天气寒冷，冻得直发抖，有些人就不耐烦了。

这时，有人跳了出来。说道：“历来听说大帅礼贤下士，没想到今天如此对待我们，大家都回家吧，不被召见也罢！”

有几位将领面面相觑点头说是，但谁都不敢走，其中有一位满脸麻子的将领，年纪轻轻但神情淡然，双方背后伫立不动，偶尔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却始终未发一言。

就在这时，曾国藩拨开门帘走了出来，对大家说：“今日怠慢各位将军了，你们明天就要从安庆出发，我晚上设了一桌宴席，算我给大家谢罪了，大家都散了吧。”

众将离去，有人向李鸿章报告了早上发生的事，下午，李鸿章就来到曾国藩的府上。李鸿章以为老师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没召见几位将军，便说道：“老师今天怎么不太愉快啊？”

曾国藩知道来意，说道：“非也，这八位将领我隔着帘子看得清清楚楚，将来真正为你共功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满脸都是麻子的那个年轻人。”

李鸿章一想，这个人不就是刘铭传嘛，此人满脸麻子，排行第六，人称刘六麻子。后来，这位满脸麻子的年轻人，成为了李鸿章手下的淮军第一悍将，带领淮军剿灭太平军，镇压捻军，抗击法国保护中国台湾，成为了深受两岸民众敬仰的民族英雄。

《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如此擅长识人用人，“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的曾国藩，在家风家教上，同样极其杰出，遗泽深远。

曾国藩身后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遗产。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即三十八岁那年，曾国藩就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他“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为什么不给子孙留遗产呢？

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

如果后代有能力，不给他们留遗产，他们也能凭本事生活得很好。如果后代不争气，你多给他留一文钱，他就多造一份孽，败坏家族的名声。

咸丰十年，即四十九岁那年，曾国藩又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只有让孩子多吃苦，增长能力，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帮助。不光不要多给孩子钱，也不要给他们留太多古籍字画。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

同治六年，即五十六岁那年，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又一次重申:“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然而事实上，曾国藩身后还是留下了一万多两白银。这是因为他曾经计划告老还乡，积攒了一万多两养廉银，作为养老之资,“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然而没等到退隐林泉，他已经猝然去世。

不过这笔钱并没有成为子孙的遗产。这是因为曾国藩在赴天津处理教案前，在遗嘱中特别嘱咐丧事简办，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我如果在天津去世，灵柩要坐船由运河入长江，再上溯经湘江回老家，沿途经过各个地方，通通不要收礼。

在传统时代，葬礼通常是极为耗费资财的。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无论如何不可能办得过于草率。钱从何来呢？曾国荃建议曾纪泽多少还是要收一些礼金。他说,“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这件事没有上万银子办不下来。所以，“此次大事，所费不訾，受赙与否，知吾侄必有至当之衡。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军门之类，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当以类推之”。也就是说，这件事费钱太多，收不收礼，当然在你决定。不过我认为，有一些交情深厚的人，比如李鸿章、李瀚章、黄翼升等的礼金，似乎可以收下。

但是曾纪泽没有采纳叔父的建议。他坚决执行父亲的遗嘱，坚持“不受奠分”，连曾国藩的“门生长”李鸿章送来的两千两白银也都谢绝。因此曾国藩积蓄的这一万多两，都花在丧事上了。

由此也可知，曾家之后代，必然兴旺矣！曾国藩家族在他身后持续发展，一百多年间人材辈出。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最大功绩是通过谈判，成功地从沙俄手中收回了伊犁周边大片土地。次子曾纪鸿则是晚清著名的数学家，把圆周率的数值推到小数点后一百多位，这在当时数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二十三岁就进入翰林院，是当时最年轻的翰林，孙女曾广珊则是晚清著名的女诗人。曾家的第四、五、六代后人中，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专家学者。如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是著名教育家，曾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孙女曾宝荪毕业于伦敦大学，在教育界也卓有建树。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曾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另一位玄孙女曾宪楷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国潢的曾孙曾昭抡是著名化学家，曾任高教部副部长。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家学，做过南京博物院院长。和曾氏家族比起来，其他名臣比如左宗棠的后代就寥落得多。

曾氏家族的兴盛不衰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曾国藩在生前就已经处理好了政治交接班的问题，他的接班人李鸿章在他去世时已经长成政坛的参天大树，所以曾国藩生前的反对派无法在他身后反攻倒算，累及曾国藩家族。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有很多高明的观念，投入了巨大精力，塑造了良好的曾氏家风。

而作为一个传统的旧官僚，曾国藩可以不让自己的儿子沉浸官场，沉迷八股文，而是放眼世界，学习先进，视野与境界，何其高明深远也！而且曾国藩对待孩子时，能采用比较平等的态度。曾国藩经常以自己的缺点为反面教材，鼓励儿子在这些方面超过自己，甚至不惮向孩子提起自己咸丰八年因为向咸丰要官不成在家中气急败坏，与家人争吵，大失风度的一段往事。要曾纪泽在气量上超过自己，让乡亲们夸奖纪泽的气量大于父亲的气量。

余因去年在家，争辩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尔当体我此意，于叔祖各叔父母前尽些爱敬之心……若使宗族乡党皆曰纪泽之量大于其父之量，则余欣然矣。

1880年8月1日，曾纪泽到达俄国彼得堡。曾纪泽调动起全部斗志和精力，无论俄国外交当局怎样威胁利诱，他都“持之定力”，百端争辩。“与俄外交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由于曾纪泽在外交谈判中据理力争，有章有法，沙俄理屈辞穷，不得不降低要求。

1881年2月，俄方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清王朝虽然在通商方面略做让步，但是却争回了大片领土，这是举朝都没有料到的最佳结果。伊犁谈判一事让曾纪泽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一举奠定了“晚清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家”的名声。

细考曾纪泽在俄国的成功，就会发现，他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曾国藩的教育和指导密切相关。

还有一则故事，如同千百年前的另一位“文正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厚德载物”，遗泽长远。

曾公去世之前，有一位老乡兼老友本来已经给他选好了墓地。这位老友叫冯树堂，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国藩去世前一年，他发现曾国藩身体很差，为了早做打算，他自告奋勇，回老家为曾国藩选择墓地。

他跋山涉水，经过千挑万选，在湘乡县的东台山找到了一块上好的墓地。按风水原理，此地“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

曾国藩相信冯树堂的眼光，知道他选择的地方肯定错不了。但是曾国藩拒绝以此地作为墓地。他在给冯树堂的复信中说：

此地既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

也就是说，我葬在此地，夺了全县的风水，县里人肯定会不高兴。

就在复了此信几个月后，曾国藩就去世了。最终经曾国荃、曾纪泽、郭嵩焘等亲人好友会商选择，曾国藩被安葬在了长沙附近的伏龙山，那里还建起了一座由墓家、墓碑、拜台、石阙、神道、石像生、墓庐等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墓葬建筑群。虽然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八十年代因为政治运动和盗墓等原因遭遇三次破坏，曾国藩的遗体也不幸遭受扰动，但花岗石砌成的墓冢、墓围至今尚存。

同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正因为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巨大影响，因此他的离世，如同山颓海倒，让整个时代为之地震。

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二月二十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眩晕昏迷，许久才痛号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逾于骨肉亲情。

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督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师于烈恩逾骨肉，非复寻常知遇。

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日记说:

夜卧通夕不寐，思念畴昔，涕泪盈把。

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但是他回顾曾国藩一生，却说:

闻涤师……扶至签押房坐定，倚椅背一笑而逝，其来去自如，非天人中人，不能吉祥如此。在世则已为完人，出世则几入圣，果人生若是，尚复何憾。

据说曾国藩死前没有经过多少痛苦，一笑而逝，足证这是一个能上感苍天的圣人。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完人，死后又盖棺论定为圣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憾。

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

予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

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则说:

惊悸悲痛，神魂飞越……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羁职守，无翼可飞，何时始得拜瞻几筵，一大恸耳。….…每忆吾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及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兹结局如此哀荣，易名如此优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留。

老友刘蓉在曾氏死后，写了整整一百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曾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师》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的学生:“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这种举动持续了一生。赵烈文于曾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遗像。

有评论写道：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直到今天仍让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后来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表明他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

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曾国藩真正深远地影响了当代人与后代人！有学养，有根坻；苦自律，苦坚忍；知大局，知进退；积大功，积大德；能立人，能立己！如斯之人，岂可不学？岂能不赞？！

“昭代推人杰，诗书满腹中。伊汤咸有德，辛苦不言功。兢述经纶伟，朝推文武雄。业弘天广大，永誉更无穷。”由此再复读彬宇先生怀曾公之五律，更加感慨系之矣！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而“木强敦厚”，若梁任公所言，“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而其“力挽狂澜”者，则不复多言也！“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任时代沧海横流，总有伟人要把鲲鹏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矣！

（本文多参考《曾国藩大传》·林乾 迟云飞 《曾国藩传》·张宏杰）

张红星教授注：

甲申岁： 公元2004年。

曾文正公： 曾国藩谥号文正。“文正”二字非常难得，仅范仲淹、包拯等少数人得之。

伊汤： 伊尹与商汤。

咸有德： 《咸有一德》是《尚书》的篇名，这篇经文的主题就是“一德之事”。作者据传是伊尹。《咸有一德》的内容为伊尹对太甲说的话：“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只有伊尹自身和成汤都有纯一之德，能合天心，接受上天的明教，因此拥有九州的民众，于是革除了夏王的虐政。伊尹讲话的大意是：天命无常，只有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停止修德，就会失去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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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