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期P21—P22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摘自《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5期，范利伟摘
“人民学者”是钟敬文走完百年人生路时，公众给予他的盖棺论定。对于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目前还没有专门系统的论述。文化观是对于某一文化体系的性质、内涵、特点、功能与价值的认识，人民文化观是指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认知。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是我们从他的著述与生平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他对于“人民”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平民、劳动人民到社会全体的人民大众的变化；他对于人民文化的认知，经历了同情、学术体认、颂扬与融入等若干阶段。
钟敬文的学术人生实践和人民文化观的形成轨迹
伴随着钟敬文生命成长与学术发展的轨迹，他的人民文化观经历了萌芽、雏形、形成与成熟的过程。他的人民文化观的形成过程是时代与社会对他个人思想与实践促动与推进的过程，他的生命历程与思想意识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五四”之子，亲近人民、理解人民、为民众代言，做人民的学问，这是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发展线索。
（一）萌芽：从五四时期民间歌谣故事的采录到编辑《民俗周刊》
在“五四”风潮鼓动之下，十六七岁的钟敬文走出家门，走上十字街头，来到乡村，与同学一道组织宣传队，演讲与演剧，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野心。五四新文化运动让钟敬文从此对国家、社会有了实体的感觉，他由古文的书斋阅读兴趣转向人民文化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他的人民文化观开始萌芽。当时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学运动影响全国，钟敬文在家乡调查、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寄送到《歌谣周刊》编辑部，他搜集的作品与有关歌谣研究的成果陆续在该刊发表。此后，钟敬文走上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成为有志青年向往的大革命发源地。钟敬文1926年秋到达广州，1927年秋由岭南大学转到中山大学任教，并协助顾颉刚建立民俗学会，编辑《民俗周刊》与民俗丛书，管理民俗传习班，发表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文章，对底层人民文化的调查研究充满热情与干劲。此时的钟敬文追求进步，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以及《社会主义史》等。同情劳动大众，向往革命的热情，成为激发钟敬文研究、认知人民文化的精神动力。
（二）初步形成：从杭州民俗教育到抗战宣传
1928年，钟敬文离开广州前往杭州，先后在浙江大学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并与江绍原、娄子匡等一道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其间与郁达夫等进步作家有密切的交往。为了提升对人民文化深入研究的理论修养，1934年钟敬文东渡日本留学。1936年夏，钟敬文回到杭州，继续民间文化研究。他为《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三千件从浙江及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的好评。
1937年七七事变后，钟敬文由杭州辗转到桂林，任教于江苏教育学院。作为国文教师的他，结合课文随时在讲课中注入爱国抗敌的思想。很快，他应作为友人的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宣传组）组长尚仲衣博士（进步人士，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赴广州任第四战区政治部视察专员，协助政治部第三组进行民众动员与对敌宣传工作。钟敬文在抗战时期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争。
（三）形成：从香港达德学院到北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41年，钟敬文受邀到迁来粤北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此时的钟敬文在经历了几年生活与工作实践的磨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研究者，他已经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良心”；他的作品充满了新情思、新境界，将自己的生命、情感与当时的民族命运、人民的哀乐紧密相连。
1947年7月，钟敬文去了香港。那时的香港是进步人士聚集之地，民主党派创办的达德学院“是色香特异的高等学院”（钟敬文语）。学院的学生都是来自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进步青年，教授在学校是教师，在社会上是呼吁民主的政治活动家。钟敬文积极参加方言文学运动，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应用到南中国方言区，从而教育与鼓舞更多的人民为解放战争而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钟敬文与在香港的许多文化人，应党的邀请乘船北上。钟敬文在到达北京之后，立即投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上，钟敬文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
为了推进人民文化学科进入大学教育，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即后来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开办了“人民口头创作研究生班”，招收了他的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为我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
（四）成熟：新时期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成熟
20世纪80年代，历史进入新的时期，钟敬文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科鼓与呼。为了对人民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恢复人民生活文化的研究地位，获得民俗文化的研究阵地，钟敬文在致力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这两大民间文化研究学科的恢复重建与提升研究水平的同时，1989年提出了“民俗文化学”这一学科概念，这既是对他20世纪30年代民间文化研究的观点之延伸（那时他提出“民间文化学”），也是他在数十年人生经历与研究积累之后，针对新时期民族文化建设新需要而形成的学科意识。
新时期，钟敬文从民族文化建设的高度认知人民文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他特别强调了文化分层和文化整体的关系，对一般人忽略的中下层文化予以重视与宣介；同时也强调，应看到作为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上中下层虽然有层位差异，但交流融合，或者说它们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
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构成及其价值取向
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基质为人民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石与主体。人民在钟敬文心目中就是民众，民众的文化与生活始终是他所关注的；他无论是对作品的分析与对民俗事象的研究，还是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论，都是以人民性为第一标准。
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是以民族整体为范围的，它观照民族文化的三个层面，特别是中下层文化“在民族长期生活中，发挥过广泛、巨大的作用；有许多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中仍在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祖国新文化的一部分”。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是以民族文化健康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它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深邃的人文关怀与现代科学的精神。这是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显著特点，也是他赢得人民学者尊荣的原因所在。
钟敬文人民文化观有三大思想来源：传统的民本思想、现代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三者在钟敬文的文化观形成中的影响有先有后，有轻有重，但最终构成了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思想图景。钟敬文少时耽于旧学，诵读古代历史和古诗文，学作过《爱国论》及旧体诗，对于古代文学中的民本意识与家国情怀有所接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民主与科学新风，推动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启蒙了钟敬文的人民文化意识，他将对旧诗文的兴趣转为对活生生的人民文化的关注。其后，他积极参加歌谣与民间故事的搜集，并以白话文作为写作手段，参加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先后编辑《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讲授民俗学课程，在民众文化的认知与研究、传播上进入新的层次。此后，现代民主科学意识一直成为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用“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学”概念，为的就是更好地研究基层民众的文化。民主思想是钟敬文人民文化观的内涵之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接受与消化，是钟敬文人民文化观进入自觉阶段的重要标志。钟敬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是发自内心的，他将马克思主义贯彻在他的后半生志业中。钟敬文的人民文化观底色是中国的民本思想传统，现代科学民主思想是促成其重视人民文化研究的精神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他人民文化观的哲学自觉与精神升华。
新媒体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