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P131—P132
作者：钱力成 单位：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原题《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摘自《社会学评论》2022年4期，王宁摘
诚如奥利克和罗宾斯所言，社会记忆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一项跨学科的事业；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为记忆研究作出了贡献。
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
以学科区分为观照，社会学视角和其他学科视角下的记忆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不同场合，记忆的社会学研究也常被称为“回忆社会学”或“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等。奥利克认为，“和广义上的社会学一样，回忆社会学关心的是我们作为个体和群体说什么、做什么、怎么说和怎么做，而这些又是如何受各种不停变化的传统、幻想、利益和机会的组合所影响”。从奥利克这段论述可以推论，回忆社会学关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被表现和实践、如何产生影响等一系列议题；而这些议题的共同特点则是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与此相对，其他学科的记忆研究体现出了十分不同的特性和旨趣。例如，文学的记忆研究虽然也会涉及记忆的社会性，但其理论目的、论据和材料来源的真实性等与记忆社会学截然不同。关系较为复杂的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记忆研究。这些学科视角下的记忆研究有很多重合之处，其理论启发也可以互相借鉴。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些学科处理“理论”的方式和目的仍各有特色，理论在其学术书写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
就此而言，我们至少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记忆社会学”。狭义的记忆社会学是指由社会学者所完成和以社会学学科规范完成的有关记忆的研究作品；而广义的记忆社会学则是指任何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即把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历史视野联系起来并具有理论启发性的记忆研究作品。因此，广义的记忆社会学并不必然由社会学者所完成，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可能参与到广义的记忆社会学事业中来。当然，由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是否有必要维持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广义的记忆社会学所涉及的边界也常常是模糊的，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运用和侧重也体现了不同的学科倾向。
但是，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记忆社会学，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定义了本文所说的“记忆社会学”。这些共同点包括：（1）从研究主题来说，记忆社会学关注的是记忆的社会性，关注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行动者（话语、行为）和社会结构并受后两者的影响。（2）从学科特性来说，记忆社会学依赖于经验或实证的材料并以一般化理论作为其学术追求。
记忆社会学何以可为
尽管社会学相比其他学科更注重经验材料和一般化的理论，但由于社会学内部本身存在着解释与解读、科学与人文等范式差异，社会学对“如何认识记忆”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这些认识论上的不同正是本文划分记忆社会学理论类型的基础。
涂尔干取向是记忆社会学的经典取向，强调记忆是集体和社会框架的需要和结果（因此有部分“功能”解释的意味），或者说记忆既是社会的反映也指引着社会。现代记忆研究的奠基人莫里斯·哈布瓦赫本身就是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代表人物，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是美国当代记忆研究学者中具有鲜明涂尔干/社会—功能取向的社会学家。这一取向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依赖于对记忆所在集体和社会性质的认识。
美国记忆社会学的第二个重要取向是“话语—诠释”取向，其特点是通过对话语、象征、指号过程等维度的意义诠释来认识记忆。这个取向受社科学界的文化转向和历史转向影响颇深，强调研究记忆离不开对话语和符号进行意义诠释。话语—诠释取向的代表人物是杰弗瑞·奥利克。
如果说涂尔干取向比较强调社会或集体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力量，那么“行动—互动”取向则更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强调记忆是不同主体行动和互动的结果。加里·艾伦·费恩是行动—互动取向的代表人物。费恩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认识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
形式—结构取向是美国记忆社会学中另一重要理论取向，其特点是关注抽离具体情境的社会记忆之共同形式、结构或者说“社会心理地形学”；其代表人物是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泽鲁巴维尔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认识各种记忆案例背后共有的认知形式和结构。
个体—集合取向是美国记忆社会学中一个相对独特的取向，也常与问卷、统计等分析方法相结合，其特点是通过诸多个体记忆的加总来分析某种集体记忆。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舒曼及其合作者。这个路径提醒我们：认识记忆必须从认识诸多的个体（记忆）开始。
记忆社会学：中国视角
记忆社会学并不是一项被地域限制的事业。尽管记忆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新生的领域，很多西方作品也还处在被中国学界引介和吸收的阶段，但中国学者基于本土案例所提出的理论视角也为记忆研究的认识论和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美国记忆社会学主要来自社会学家之手，那么中国的记忆社会学则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此而言，中国的记忆社会学体现出了更多广义记忆社会学的特征，而这也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的紧密联系息息相关。
无论是中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的作品，其对中国记忆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国家”。与改革开放前历史的辩证关系和不断变迁的国家—社会关系都使得我们必须探究“国家性”对记忆形塑的影响。当然，“国家性”所谈及的主要还是研究主题，如果把此特点衍生到认识论层面，那么其揭示的实际上是记忆背后的一种“场域—关系”。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场域—关系”视角是中国（广义）记忆社会学贡献记忆研究的重要理论和认识论取向，其核心在于强调认识记忆所嵌入的场域背景，特别是所涉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场域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商业、文化、宗教等，这些场域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实现方式和最终样态。
在中国的语境下，国家场域对其他场域的影响体现得尤为充分。国家不仅是“记忆游戏”中的一个行动者，还可以是为其他行动者提供意义资源或规训话语策略的“元场域”。例如，高蕊的研究就体现了国家—政治场域对文化场域记忆塑造的影响。此外，郭于华、孙立平对“诉苦”现象的研究也展现了国家场域话语对私人领域记忆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女性群体的“心灵集体化”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了对特定记忆和话语的“规训”面向外，国家元场域也具有触发的面向，在某些场景下，私人领域的记忆依赖国家场域话语来表述和获得意义。
当然，记忆的“场域—关系”视角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场域对文化或私人领域的影响，也体现在文化、商业等场域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力对比上。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常以符合传统习俗的方式对现实人物进行神化，而商业场域的话语和思维也会影响某些具体政策（即政治场域）。此外，在场域—关系视角下，记忆的承载者并不是没有能动性的，但这种能动性并不像费恩“行动—互动”视角所假设的那么充分，而是一种受场域关系限制或触发的有限能动性。就此而言，中国记忆社会学研究发展出来的“场域—关系”视角提醒我们：记忆并非“无根之草”，认识记忆必须认识记忆背后所嵌入的场域及其相互关系。
本文对美国和中国记忆社会学的分析并不在于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或者用后者来否定前者；恰恰相反，只有结合中国和西方记忆社会学各自的优势，我们才能更好地回答“社会学如何贡献记忆研究”的问题，也才能将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性特点凸显出来。如果社会记忆研究在1998年还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事业”，那么如今的记忆研究在拥有跨学科视角的同时，其记忆社会学的范式已经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