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以学术伯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以学术为志业》的讲演。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次讲演。“志业”一词，对应的是德文的“Beruf”，虽然它也可以简单翻译成“职业”，但自从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为其赋予了“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的特殊意义，在韦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含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范围。

他在《以学术为志业》中说：“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

在韦伯生活的时代，经济迅速腾飞，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已经被颠覆，庸俗享乐主义文化在市民社会中广为泛滥。这是一个价值分裂的时代。韦伯感到十分厌恶的是，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的精神偶像，在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份杂志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偶像崇拜。他批评当时德国的文化风气是平庸之辈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角色。因此，他呼唤学术界的科学精神。他认为以学术为业，就要有献身学术的精神和科学的专业态度。他说：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科学中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不是还时常可以看到韦伯批评的那些现象的影子？在我们的周围难道不是也有一些假冒伪劣的精神偶像招摇过市，接受人们的崇拜？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是学术界自身的平庸，而是学术界在自身之外寻求“权威”的资源；不是服膺科学的要求，而是期待外在“权威”给予的肯定。

在马克斯·韦伯之前的一百多年，他的同乡、哲学家费希特也做过关于学者的讲演。1794年，费希特在耶拿大学作的讲演《论学者的使命》，对于学者的社会使命有更为精湛的论述。费希特认为，学者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他还指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整个人类的道德风尚。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所以，学者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的道德楷模。

费希特特别强调学者应该具有的献身精神。他在讲演中激动地说：“我的使命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他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受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费希特满怀激情地对大学生们作这样的关于学者使命的讲演。这些大学生都是准备走进未来学者生涯的热血青年。但是，费希特对他的时代很失望。他说：“我也很明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但他并不悲观。他说：“我对青年人说，他们的年纪已经使他们能防备这种完全的麻木不仁，而我想同时以一种大丈夫的道德学说向他们的灵魂深处灌输一种感情，这种感情直到将来也能使他们防止这种麻木不仁。”

（作者武斌 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原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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