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工业时代的线性创新、交互式创新正在向数字时代的新模式——互联式创新转变。互联式创新是由嵌入互联网的分布式多主体——企业、异质性知识体与消费者，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从而形成知识变革与创新涌现的创新模式。基于复杂网络构建互联式创新模型，揭示互联式创新网络结构的特征；以企业作为节点，解析其在互联式创新网络演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互联式创新行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时代，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越深，进行互联式创新活动越多,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因为互联式创新行为会形成创新成本节约和知识偏好连接的基本特征。互联式创新为中国技术后发企业的知识搜寻、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规制等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数字技术  互联式创新  复杂网络  连接成本  知识偏好连接

作者安同良，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南京210093）；魏婕，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苏州215163）；姜舸，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南京21009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P24—P43

责任编辑：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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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三次产业革命形成了三种生产组织模式，即手工生产、大规模生产和柔性化协同生产。在手工生产时期，主要由个体工匠通过隐性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实现技艺或技术的改进，创新行为更强调能工巧匠的个体而非组织的重要性。随着大规模生产替代手工生产，企业技术创新的标准化、规模化与战略化成为显著特征。此阶段强调的是“单向线性创新模式”，即企业创新被抽象成一个具有先后次序与线性联系的过程，企业创新行为源于内部组织的基础和应用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柔性化协同生产组织方式的普及，“精益生产”与更快的创新—老化周期使得创新活动不再遵循固定的时序或层级结构，“交互式创新”成为主流。

创新是科学、技术和市场之间的耦合。参与者之间互动学习，协同促进知识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融合，表现为一个复杂互动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创新动机源于市场需求、独占性和技术机会，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突发随机性与多种知识融合性等特征，创新模式正在从企业内部的封闭式创新，走向与外部伙伴合作的开放式创新。

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数字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人类正在迈入“人机物”融合共生、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传统创新理论已经无法清晰刻画数字时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特征以及创新速度迭代加快的内在动因。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正在聚焦以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引致企业创新行为的革命性变化。

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的革新，会导致创新行为的变革以及重大经济转型。从历史范畴来看，人类经历了三种通用技术：蒸汽机、电动机及计算机。正在兴起的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新行为、创新组织甚至创新理论的假设，此类创新是一种典型的颠覆性创新。在数字时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机会的快速识别、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创新主体的交互参与，从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并改变竞争格局。很多学者用“数字创新”来概括数字时代的企业创新行为，并将其定义为在创新过程中使用信息、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创造新的产品、改进生产过程、变革组织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等。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或聚焦于某一具体数字技术及其产出，或过于宽泛，难以清晰刻画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引致企业创新行为的本质特征。第二，虽然说明了数字时代创新主体边界消失、更低的搜索与分享成本，使得创新主体能够更为有效地获取知识与合作，实现开放式网络化创新，但在分析方法上仍显不足，并未契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研究范式。

数字时代的核心是万物互联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连接”成为万物互联的基本机制。这一新时代最根本变革在于价值链的逆转：供给的传统优势地位让位给需求，消费者成为创新需求与生产的主导者，导致由供给者主导的传统价值链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伴随新一代数字通用技术的普及与价值链的颠覆性变革，制造业生产方式与企业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即柔性化协同生产日益被智能网络化的生产过程与组织形态替代。这种生产形态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技术复杂性、组织复杂性、行为复杂性、适应和驾驭复杂性等“多维复杂性”。对于万物互联数字时代的“多维复杂性”特征，大多数学者仍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他们为了逻辑自洽从未考虑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持续演化特征。复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思维逻辑、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层面均有本质区别。与人类进入万物互联数字时代引致形成更复杂的智能网络化生产相契合，以复杂经济学新范式的主要分析工具——复杂网络来剖析数字时代企业创新模式正当其时。

复杂网络是网络科学家为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系统演化过程，将大量个体以及个体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网络形式来映射复杂系统的模型。一般来说，复杂网络展现出与简单的网格网络或简单随机网络所不具备的拓扑结构。

在创新经济学的通常范式中，研究较多的是两两微观主体之间以合作连接与创新投入形成的R&D网络，但R&D网络与复杂网络有本质区别，此类研究重点在于非数字通用技术背景下企业间协作研发网络下的竞合关系，研究对象仅限于从事R&D活动的企业，关心的是代表性微观个体的收益成本以及不同竞合关系的均衡结果，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形成最优选择。数字时代由全社会所有分布式多主体驱动、依靠互联网加速知识传递形成的创新，即企业创新行为在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演化逻辑，需要基于知识网络的偏好连接规律、度分布等复杂网络的工具来刻画。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运用拓展的Watts-Strogatz“小世界网络”及Kleinberg贪心选路算法（Greedy Routing Algorithm）构建互联式创新模型，揭示互联式创新特征，进而以企业作为节点解析其在互联式创新网络演化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并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复杂网络构建互联式创新模型；第二部分运用复杂网络解析互联式创新行为机理；第三部分对互联式创新行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一部分为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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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以万物互联、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的企业生产方式、组织结构与创新范式，而中国诸多微观主体已涌现出引领世界的数字时代的创新行为与模式。本文提出企业创新的新模式——互联式创新。针对呈现多维复杂性的数字经济生产方式与创新生态系统，本文应用复杂网络方法——拓展的Watts-Strogatz“小世界网络”与Kleinberg贪心选路算法，构建多主体的互联式创新行为模型。该行为模型从底层逻辑层面，揭示了企业互联式创新的行为机理：分布式多元创新主体依托互联网形成连接，进而演化形成的互联式创新网络呈现出复杂网络常见特性。一是互联式创新网络的小世界网络特性，使得互联式创新行为表现出连接成本节约、创新效率提升的新特征；二是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无标度网络特性决定了互联式创新呈现出知识偏好连接进而引致枢纽节点主导创新。本文进一步运用2015—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互联式创新行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绩效更好的企业，是融入互联式创新网络更深，采用互联式创新行为更广泛的企业。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数字时代中国未来践行创新驱动的对策思路。

第一，互联式创新形成的多主体协同的全球创新网络，更有利于企业整合资源、搜寻各类知识、攻关“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此，中国企业需要全方位地数字化转型并深度融入万物互联新时代，以互联式创新为抓手，抓住新一代信息通用技术进化引致的“技术创造的机会窗口”，努力成为全球知识网络中的枢纽节点，进而主导数字时代的创新格局。

第二，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实现数字技术创新重大突破，关键在于多措并举，降低企业的知识连接成本。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形成各类主体有效连接的可行路径。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顶层设计为引领，打通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平台的全场景，构筑高效联通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底座。

第三，数字时代创新治理的重心在于促进以知识聚集为核心特征的创新枢纽节点的成长。枢纽节点决定着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演化。一方面，要强化以知识聚集为底层支撑的创新枢纽节点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打造枢纽企业主导的资源共享、协同研发的开放创新体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枢纽节点企业进行甄别与规制。要明辨龙头企业优势地位到底是由于知识偏好连接内生演化，还是其他非市场因素外生形成。以企业对市场主体造成福利损失而非企业规模作为反垄断的标准，鼓励创新反垄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