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高窟对面的戈壁滩上，有一片隐蔽低调的墓地，埋葬着1949年至今的27位莫高窟人。在这些长眠的人中，除了钻研业务的学者，也有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们。比如窦占彪。几乎每一个敦煌人在回忆起过去的人事时，都会想起这位老人。虽然无人为他写传，但他的名字却频频出现在各类敦煌守护人的传记里。
窦占彪是莫高窟的一位技工，是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最早的工人之一。他不识字，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走路有点瘸。他沉默寡言，但大巧若拙，绝顶聪明。在敦煌工作的近五十年里，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一个都有他亲手修补的痕迹，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他不忘回报的辛劳付出......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他想出了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他还发现过不少文物。说到他，全院上下，没有人不敬佩的，被大家称为“莫高匠人”。
一
窦师傅生于1917年，去世于1990年。他是甘肃敦煌县东郊窦家墩人，因为家贫，从小没有念过书。后来为了谋生，青年时候就在敦煌县当过短时期的警员。
1941年张大千来莫高窟从事考察和临摹壁画，县上派窦占彪及另一位警员来莫高窟为张大千做警卫。窦占彪虽不识字，但人很机灵、勤快，说是做警卫，实际是为张大千的一帮画家们打杂。他的话不多，做事勤快所以深受张大千的赞赏。
到了1943年常书鸿先生来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同时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临别前征求窦师傅意见，把他介绍给常书鸿先生，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常书鸿看着他穿着警服，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彪木木地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常书鸿一愣，看了看这小伙，憨厚的外表透着机灵，他想了想说：“那就留下，干点别的事儿吧。”
一字不识的窦占彪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因为这儿最缺泥瓦匠，这一干就是近五十年。窦占彪平时沉默寡言，但常书鸿交办的活儿，不论是修栈道，拿瓦刀，搭架子、抬画板，什么杂务活都干。虽然他没有文化，既没有学过泥瓦工更没有学过架子工，他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很快摸着了门道，无论是泥瓦工还是架子工都做得头头是道。渐渐地很受常书鸿先生的信任和喜爱。
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情绪高昂。大家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洞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洞窟编号、壁画临摹等。但好多洞窟高高在上，窟檐的栈道梁已残断，没有加固。
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可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常书鸿一筹莫展的时候，窦占彪一声不吭，找来些椽子，默默制作了“蜈蚣梯”的独木梯。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梯子，每隔30厘米就钉个短树棍，粗糙至极，宛如一条弯曲的“蜈蚣”。他惊讶地对窦占彪说：“这梯子，爬那么高的洞窟能行吗？”窦占彪木木地说：“试试就知道了。”结果大家一试，搭在高高的洞窟之上，灵活结实，非常耐用。常书鸿赞许地说：“行！”
就这样，窦占彪不断地搭设架板和梯子，除了梯子简陋之极，那架板就是一个破门板，但比想象的要稳定得多，靠这个，常书鸿他们完成了一个个洞窟编号、普查和临摹。
窦占彪还是个善于登攀悬崖峭壁的“高人”。在陡峭的悬崖上，随意登攀，抽出一个朽烂的木桩，再在桩眼中安装上一个新的木桩，架上木板，就这样，一个木桩接一个木桩，一块木板连一块木板，艰难地开辟了飞栈的通路，把大家都引上许多高层的洞窟。有些洞窟不知有多少年没人上去过，窟内有很厚的鸟粪存积。
1944年的夏天，董希文和妻子张琳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莫高窟，对这个曾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过的门生的到来，常书鸿十分高兴。刚到莫高窟，常书鸿经常带着董希文、张琳英等人调查洞窟，不想经历了一场惊险。在调查南部一座晚唐的第196窟时，常书鸿与董希文、窦占彪等人都爬“蜈蚣梯”上去了。调查结束后，正准备下去时，不慎将梯头移位，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这第196窟位是处在高处的，上不着顶下不着地，一时间他们不知怎么办。还是窦占彪有经验，他瞧了瞧四周的情况说：“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只有一二十米。我先爬给你们看看……”他说完，果然弯腰躬身，一个纵身，十分敏捷地爬了上去。有个艺专的年轻学生自恃年轻，也奋勇往上能，谁知刚爬到一小半，连声大喊“不行，不行！”站住了。常书鸿也不示弱，试着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大力一蹬会出一个窟窿，没想到下面砾岩很硬，弹力特大，反而站立不稳，差点摔下去。惊慌之中，常书鸿手中拿的一个调查记录本，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窦占彪看他们这样狼狈，知道不好，急忙大喊：“你们都原地站着不能再动了，我这就下山去拿绳于。”隔了好一阵子，他拿回了绳子，从山顶吊下来，才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窦占彪又想办法拣回那个调查记录本。事后，董希文和张琳英只翘大拇指，说“这小窦这小伙，真是好身手！”
1944年8月份，为了维持日常必需的吃住往来，全所人员开始改造宿舍，同时凑钱买了两头毛驴和一匹老马，却找不到储藏牲口草料的库房。负责喂养牲口的人员看中了中寺后院一间大约三米见方的土地庙，常书鸿经过反复斟酌后，也做出了同意改建的决定。
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窦占彪。土地庙的神龛上有五尊残破坐像，虽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但常书鸿还是再三叮咛窦占彪，让他暂时先移到别处妥善保管起来。敦煌当地庙里的塑像，一般都用一段木料作为固定的中心支柱，然后包裹上泥草制作而成。搬动这些塑像的时候，窦占彪感觉非常沉重，他和几个民工费了很大力气企图将塑像搬下神龛，不想塑像裂开了，露出了埋得很深的支柱。有点慌乱的窦占彪发现支柱是桃木，他仔细发现上面紧紧地捆扎着的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字的纸卷。这些纸保存得非常干净完整，上面写有密密麻麻的字，像是经文。民工们没有文化，认为废纸，没当回事。窦占彪感觉蹊跷异常，立即停止了工作，汇报了常书鸿。
常书鸿立即到现场查看，发现的确很奇怪，营造者没有用泥和水，这些纸卷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清晰，书法严正，遒劲有力。常书鸿眼前一亮，他让窦占彪小心翼翼地剥下经卷，抱到办公室。随后，窦占彪在另一个塑像中也发现了经文。常书鸿先生召集全体职员，还邀请在莫高窟工作的西北考察团的专家们，有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先生参加检验鉴定。根据纸张、书法和三个明确的题记年代判断，大家肯定了这些经文是北魏人写经残卷，距今大约1500多年前，堪称无价。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而且题记年号，此外还有六朝职官花名册及诗经残页。这是王圆禄发现大量藏经洞文物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这次发现的消息很快刊登在当时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上，引起了文化界轰动。而这些都是窦师傅发现的，如果说是偶然，还不如说是他在工作中细心操作的结果。窦占彪可谓为莫高窟发现六朝经卷立下了头功！
1944年10月，窦占彪在清理莫高窟第220窟的流沙时，发现洞窟内一幅模糊不清的壁画破了，露出了里面的壁画，而且色彩很新。常书鸿闻听后立即进来观看，他仔细观察后认为，上面的壁画是宋代的重彩，下面的壁画才是初唐杰作。他让窦占彪剥去了四壁模糊不清的壁画，隐藏在下面的初唐时期壁画显露了出来，其色彩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壁画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清赢”的画风和神态，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清谈名士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这幅壁画不仅在敦煌艺术中少有，在全国也属罕见。
窦占彪发现的第220窟的初唐壁画，让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今天我们走进这个洞窟会发现顶部和四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也是唐与宋两个时代绘画水平的对照。在常书鸿多种著述中里提到“这是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常书鸿也离开去重庆争取恢复研究所，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人。临走，常书鸿又叮嘱：“小窦，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啦，你可要千万上点心！”窦占彪眼圈红了红，点点头。
通过常书鸿先生四处奔走，八方呼吁，顽强抗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研究院接办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中秋节，常书鸿一行人回到了敦煌，当他看到窦占彪和范华站在莫高窟的牌坊前孤零零地等待他们时，常书鸿热泪盈眶，几步向前分别紧紧握住了窦占彪和范华的手。
张自智
作者简介：张自智,笔名远近，现居敦煌。发表小说散文散见报刊，著有小说《敦煌，远去的枪声》《黑戈壁》《关城燕鸣》《父亲的葬礼》等，著有人物传记《常沙娜：我的根在敦煌》《石油师长张复振》等。电影剧本《石油师长》《关城燕鸣》获甘肃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剧本《敦煌旧事》获西部优秀剧本奖，电影剧本《秀水》获青海优秀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