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下午，众多媒体微信公众号转发了一篇来自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文章，这则报道主要内容是一名罪犯为泄私愤，残忍杀害5人。“时至今日仍无任何悔罪表现，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报道到这，还是中规中矩。但马上，令人三观尽毁的内容就出现了。

 在法院对该罪犯恶劣行为定性的内容后，一个温情脉脉的小标题出现了，“少了一个父亲，多了一个孤儿”。乍一看，还以为是要讲述被害人的故事，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作者开始对这名杀人如麻的罪犯展开了“合理”想象，并试图通过这种想象，为其构建一个“慈父”的形象。

吕某某知道，他的日子真的不多了，他也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作为父亲吕某某多希望可以看着儿子娶妻生子，多希望可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然而这一切都不可以、不可能了。吕某某被执行死刑。至此，这世上少了一个父亲，多了一个孤儿。

看完这段文字，估计不少媒体人都会怀疑这是不是哪个自媒体的操作，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是来自自己同行的报道。但是，事实却是从一些央媒到省级党报到地方都市报，在转载这篇报道时，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段内容。

对于政务号来说，没有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发出这样的内容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以内容生产为优势的主流媒体来说却着实不合适。

民生报道煽情、灾难报道煽情，现在连对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犯也可以“含情脉脉”，这难道不是一种价值观撕裂的滥情吗？

除了上述案例中对犯罪分子的强行煽情，在犯罪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隐藏的煽情行为也需要引起媒体人的警惕，即通过对犯罪的动机归因，使得“犯罪合理化”，让公众“理解犯罪”。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8年“张扣扣杀人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隐忍22年为母报仇”“手刃仇人”一篇篇煽情的报道似乎塑造了一位为母报仇的大孝子形象，颇有悲壮的意味，让公众在感动之余也对张扣扣的犯罪行为产生了理解、同情，甚至共情，甚至称其为“英雄”。很明显，媒体在深度报道张扣扣成长经历，复盘其杀人动机以满足公众知情权时，由于没有掌握好度，导致公众对张扣扣的犯罪行为产生了认知偏差，削弱了公众对这起恶性犯罪行为的认知。

还有一种更为隐秘的煽情，虽不至于让人共情，但转而使人对犯罪颇有兴趣听闻。这种煽情，不是引发公众的同情、感动，而是引发公众的惊奇，甚至是称羡，即通过放大某一猎奇要素，使犯罪事实退居二位甚至隐身不见，让公众“忘记犯罪”。

今年2月，一条标题为“‘被拐少爷’×××回应从千万富翁家庭拐至亿万富翁家庭：快乐不是钱能买到的”的视频新闻出现在大众眼前，如此标题配上封面当事人漫不经心的表情，完全掩盖了拐卖犯罪的事实！在公众惊呼主人公这等“好命”的同时，这篇报道也就自然而然地为拐卖隐了身，导致报道避重就轻。报道煽这种“喜情”，直接摒弃了犯罪报道应有的法治意义。

不同于社会新闻和灾难新闻，犯罪报道因为报道对象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因此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应当作为一种极为严肃的议题进行报道。以期通过客观、中立、真实的报道，起到向公众普法，促进公众守法意识、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完善的作用。但是，个别报道为了追逐流量，在报道犯罪行为时无视法律法规、道德伦理，通过主观判断、“合理”想象强行为犯罪分子设立矛盾人设，将犯罪行为的动因归结为罪犯不幸的过往人生经历，或干脆忽略其中的犯罪事实，避重就轻。

这种失范行为，不仅损害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会误导公众对犯罪行为的认知，撕裂主流价值观，甚至颠覆社会共识。

因此，我们建议媒体在进行犯罪报道时克制流量冲动，坚守专业底线，掌握好度，明确犯罪就是犯罪，犯罪不是悲壮的、可歌可泣的，更不是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而是严肃的、敏感的。在报道时，严谨、客观、中立、不加渲染是基本，不为罪行开脱，不为死伤叫好，尽最大能力发挥犯罪报道传播社会信息、普法宣传、警示教化的功能。

主编：刘娟

撰稿：裘真 马玉珂

排版：罗筱倩

校对：李媛 毛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