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 青年作家、文学博士
近年来，随着《北流》《潮汐图》《燕食记》《野未来》《萨赫勒荒原》《夜晚的潜水艇》《海里岸上》等作品问世，加之陈培浩、杨庆祥、王德威、曾攀等学者的“加持”，“新南方写作”异军突起，热闹非凡，大有与“东北文艺复兴”相互对望、彼此共奏之势。那么，何为“新南方写作”？
对人与城的深度关注
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文学”其来有自，可追溯至《楚辞》传统和诗词曲赋中的江南审美及想象，以此为参照，“新南方写作”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不同：在地域空间上，它以“闽粤桂琼”为标的，继而开疆拓土，涵盖华南、岭南、西南、海南、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南方以南”的东南亚地区；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它以汉语为最大公约数，积极捍卫“汉语书写主权”，召唤的是对新的南方现实经验的想象和叙述；就文学史层面而论，它对海外华文文学（以黄锦树、黎紫书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为代表）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出辩证性的思考，试图打破并重塑旧的文学秩序，更新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
学者杨庆祥提出“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四个要素界定“新南方写作”的特征（《新南方写作：主题、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王德威先生以“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四个关键词说明“新南方”的“拓扑学”，认为“新南方”人文经验盖出自“潮汐起落和板块碰撞之间”，并延伸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内外（《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由此形成独属于南方的地方性“风土”。
目前“新南方写作”以长篇小说成果最为显著，尤以《北流》《燕食记》《拖神》《潮汐图》《流俗地》等为个中翘楚，这点是它和“东北文艺复兴”最大的不同；其次，新南方写作总是绕不开对城市——尤其是人与城的深度关注，如林白《北流》中的“北流”县城，《潮汐图》中的清末广州和澳门；厚圃的《拖神》虽则大部分故事发生在樟树埠（乡村），但其中也写到了县城的经济、贸易、商业社会；葛亮的《燕食记》横跨二十世纪中国，将广府饮食文化与香港茶楼历史做了深度描摹，人在历史中游走，见证城市变迁、世事变化；《流俗地》将目光对准马来西亚小城怡保，写出了一座城市几十年的巨变。
我们不妨以《潮汐图》《燕食记》《北流》《流俗地》为例，看看“新南方写作”如何书写“人与城”。
林棹的《潮汐图》借助粤语方言的狂欢、变形，借一只雌性巨蛙之口，叙述其在19世纪广州十三行、澳门好景花园和英帝国动物园的游历与冒险，小说分为“海皮”“蚝境”“游增”三部分，分别对应珠江三角洲（广州）、殖民地澳门和伦敦帝国动物园、“湾镇”等地，其中，“蚝境”部分的澳门令人印象深刻。澳门是巨蛙被掳之后的关押地，在故事发生的时代（19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业、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澳门开始填海造地，新型的建筑拔地而起，大三巴天主教坟场（1837年）、基督教坟场（1821年）、拜火教坟场（1829年）等城市坟场也相继建立，小说里写到的妈阁庙、嘉思栏修院、三巴堂、茨林围等都兴建于这一时期。小说浓墨重彩写了巨蛙和画师冯喜结伴夜游澳门，借此将人与城的故事托出。对冯喜而言，澳门是他的艺术启蒙地，他正是在此，从一名街头乞儿仔成长为耶稣会士的洋画学徒，最终成为蜚声岭南的画师。对巨蛙而言——它虽非人，却有着人的心智和情感——正是在澳门，它迅速成长，和“寰宇”相遇，知晓了更多关于世界的秘密。可以说，《潮汐图》将“南方”一再扩展至“寰宇”，因此，它写到的南方城市既是地方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无独有偶，《燕食记》的故事也始于广州，葛亮将笔落于饮食，借荣贻生、陈五举的师徒情义和传奇经历，写出了“半部岭南史”，大开大阖，颇有史诗感。小说中，荣贻生念念不忘太史第中那道惊艳四座的太史蛇羹（这是佛山禅城人“江太史”江孔殷所开创的经典粤菜），围绕太史蛇羹，写尽了太史第里的人情、世情；荣贻生对饮食情有独钟，日后成为名震香江的大按师傅，正萌发于少年时期在太史第度过的时光。以太史第为核心，小说细致描摹了旧时广府的节庆、习俗和茶楼文化等，由点及面，写出了城市的兴衰和人物命运的起落。
如果说《潮汐图》和《燕食记》更多聚焦于近代中国的“旧时月色”，那么林白的《北流》和黎紫书的《流俗地》则侧重写当代社会，对人和城关系的书写，动用的是更幽深、细腻的笔触。
以“深圳”为名处理人与时代的关系
和《潮汐图》异曲同工，林白也在《北流》中大量运用粤语方言。小说借作家李跃豆返乡采风之旅，将上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验”与80年代以降的人世流变进行勾连、对照，书写了李跃豆在贫瘠年代的成长史、心灵史，并将目光倾注到同时代的“他者”身上，塑造了陈地理、罗世饶、庞天新等人物群像，和叙述人李跃豆一样，他们都是生活在“北流”这座广西小城里的边缘人，作者林白花了大量笔墨刻画这些人在时代漩涡中的挣扎，他们有的沉沦消失，有的最终走出小城焕发新生（如后来成长为作家和诗人的李跃豆）。值得一提的是，《北流》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其叙事空间还遍及香港和滇中等地，展现的是一个流动的、重叠的南方，带有未经斧凿和雕刻的粗粝感，这是《北流》有别于其他“县城文学”之处。
和林白一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在写作二十余年后，也将目光对准了家乡——马来西亚怡保小城。与我们印象中生猛潮湿的“马华文学”不同，《流俗地》中避开了热带雨林、“马共”历史等马华文学“标配”，它以盲女银霞的视角，抒写名为锡都的马来西亚小城几十年的风云流散。从故事情节来看，它由失踪十年的大辉归来写起，以大辉归来后发生的故事收尾，并延展至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总统大选。不过《流俗地》没有严格遵照“编年体”，而是动用了“重复”和“勾连”的手法，对盲女银霞的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人物做了入木三分的刻写。相比大辉、拉祖等男性角色，黎紫书笔下的女性人物更为饱满：银霞、马票嫂、蕙兰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总能在风浪过后继续朝前，活出某种韧性和豁达来。正是这些女性群像让小说散发出别样的光芒，《流俗地》也借此写出了一座缱绻柔情、静水深流的南方之城。
当然，新南方写作并非铁板一块，以深圳这座粤港澳大湾区的代表城市为例。邓一光《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等“深圳系列”中短篇小说、王威廉以龙岗眼镜城为原型创作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蔡东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月光下》、南翔颇受关注的小说集《伯爵猫》，都以“深圳”为名，处理人与自我、他者和城市及时代的关系。和上述几部长篇不同，这些作家所涉题材更为多元化，这得益于中短篇小说形式的灵活性，也和深圳这座城市的特性有关——它与传统羁绊不深，面朝无尽的未来。可以说，深圳既具有“新南方写作”新名片的潜力，同时，它也具备将“新南方写作”带向广阔世界和未来的潜能。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