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如果有人告诉你：因为A比B个高、A比C个高、A也比D个高……所以A也一定比Z个高。这个命题成立吗？非常荒谬对吗？因为前面的一堆条件，根本无法说明A和Z谁个高。但是，如此荒谬的逻辑居然会出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问题上。

什么情况？一些舆论认为：因为美元升值，所以人民币贬值；或者因为美联储加息或维系高利率，所以美元升值预期强烈，这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更有甚者，刻意构建了一个更荒唐的逻辑链：因为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这意味着资本外逃，所以A股市场该跌。

必须破解荒谬

我们应当注意一个基本事实：美元指数是由“美元兑6种货币的汇率”加权平均而计算得出的数值，其中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注意：这里面欧元权重最高，根本没有人民币。

所以美元指数走势，只能说明美元针对以上6种货币比价关系的变化，而不能说明美元兑人民币比价关系该如何变化，更不能必然地认为美元指数走高，美元升值，人民币就一定对美元贬值。否则，就会犯下文章开头所说的逻辑错误。

有人会问：“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兑美元会贬值”难道不是市场事实吗？但这里必须指出：这恰恰是“错误认知”导致的“错误结果”。金融市场有个重要特征叫“羊群效应”，它是指：只要部分市场参与者达成某种“共识”，即便这一“共识”可能不合逻辑，市场中的一些人会实施同样的操作，以致市场可能走向这种“共识”的方向。实际上，金融市场中的操纵者会经常使用这个招数，通过造假、舆论、各种误导影响投资者认知，从而制造“羊群效应”，并从中渔利。

不只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兑美元汇率也在被错误的逻辑误导，所以才有美元收割世界的顺利进行。

正确的逻辑应当是：美元指数变化只代表美元和6种货币的汇率变化情况，这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强度无关。其他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应当依据自身与美元的“多重因素”比较。

当然，汇率变化受到两国利率比较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理论上说，这是决定两国汇率变化的“利率平价理论”，尤其在金融开放的前提下，金融套利资本会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这个流动决定了流出国外汇相对减少、本币相对增多，本币承受相对贬值的压力。

但这是不是汇率决定因素的全部？不是。

比如，两国货币汇率变动还取决于两国经济基本面比较，基本面强者，货币应当升值；还取决于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状况，即同样一篮子商品，在A国购买所花掉的A国本币的钱数和在B国花掉的B国本币的钱数，两者之比，则是汇率决定因素。所以，“购买力平价”状况一定包含一个重要因素：物价涨幅。一般而言，物价涨幅大（通胀率高）的国家，即使利率较高，其货币也未必应当升值，因为物价涨幅小的国家，货币更值钱。这些都是基本道理。

但是，过去数十年，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排斥了其他货币影响因素，而单一盯住外汇市场中两国货币的供求关系，而决定这一供求关系的往往又和两国利率差（利率平价）密切相关，所以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统计认为：看两国货币汇率变化，更应关注两国利率差。

于是，针对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变化，就有了“美元利率高，人民币利率低，美元必然相对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相对贬值”的说法，然后就泛化为：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兑美元必然贬值。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指出的逻辑错误。

美元指数缘何上涨

按照美元指数的结构，美元指数上涨未必是美国经济有多么强大，而也可能是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等6个篮子货币对应经济体的经济比美国虚弱，尤其是在美元指数中占比高达57.6%的欧元，欧元区经济在能源危机的长期压制下疲弱尤甚，这当然是刺激美元指数上涨的关键因素。

还有日本，由于日元在美元指数中的占比位列第二，即13.6%，所以日元贬值也会提高美元指数。最近，大家对日元贬值议论甚多，认为日本正在崩溃的路上。真的如此？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日元贬值更像是为美元指数上涨送上的“投名状”，其暗藏着针对人民币和A股市场的“杀机”。

逻辑何在？第一，美元指数6种货币对应经济体集体力推美元指数走高，从而逼迫人民币大幅贬值；第二，利用人民币贬值所构建资本出逃的印象，恐吓A股市场投资者抛售股票，让中国核心资产价值大幅缩水；第三，制造A股市场流动性不足，并以引进全球资本的名义，迫使中国政府更大幅度地开放资本市场；第四，在中国核心资产严重缩水之后，美联储突然降息，放出巨额流动性购买中国资产；第五，通过大肆收购，实现对中国制造业的控制，并以此实现美国“再工业化”或“全球制造业再控制”的企图。

这样的结果对美元指数6个篮子货币对应经济体有什么好处？收割成功，美元以及其他6种货币对应经济体的货币泡沫将被中国实业资产填充，尤其是美元，“中国的制造能力+美国的科技能力”势必让美国所向披靡，守住全球老大地位。

不能让美国得逞

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美国的虚弱程度看，美国也只有“吃掉”中国才能填饱它前所未有的“饥肠”。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仅要提防随时可能扑来的饿虎和群狼，更要提防我们内部的“错误认知”。

落实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也应当走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汇率机制，尤其在美国把金融当成武器、严重破坏市场传统规则的背景下，更加强调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是必要且重要的。

如何管理？其实中国管理资源极其丰沛，因为中国商品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这个顺差如果有效回归国内外汇市场，人民币会立即扭转贬值压力。但有些人会问：难道我们还要恢复“强制结售汇制度”吗？

这里的答案是：如果经济需求限制了中国利率上升，实施“弹性结售汇制度”应当是增加中国市场外汇数量的有效方法。曾几何时，中国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全部出售给国家，随着外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但这并非没有负效应：中国企业的外汇收入在境外存入高息币种，在境外套利。这当然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而这也恰恰是美国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这造成了资本流入美国的印象。

正因如此，第一，我们是不是应当在从“全部强行结汇”发展到“全部自由结汇”之后，再发展到“一定比例的强行结汇”？尽管我们要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但特殊时期也必须特殊对待，不能僵化教条地自缚手脚，去一味遵从一个已经严重扭曲的市场。第二，“弹性结售汇制度”既尊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三，结售汇比例弹性，意味着强行结售汇比例可以是零，这实际就是“自由结售汇制度”，而且央行对于“结售汇比例——结汇率、售汇率”的调节，也将成为重要的外汇市场管理工具，依次向市场传达央行的汇率态度，而且相对利率调节，经济代价更低。

当然，管理汇率肯定还有更多的有效工具，而摆脱美元干扰最有效的方法应当是：为人民币“换锚”。比如，基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势，中国是否可用国家基础设施资产作为人民币币值之“锚”？再比如，中国是否可用“绿色电力”为人民币提供币值之“锚”？通过出口“绿色电力”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区域化”；如此等等。

总之，货币、货币——先有货、后有币，币以货为本，这是货币存在、存续最为基本的理由。而从货币到货币——以他国货币证明本币价值的时代或许已近尾声，而各国央行增加黄金储备可能就是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