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欧洲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的歌德，浸润于多种来源的思想文化中。他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所处时代思想文化之争，以及歌德本人的反思。李永平认为，歌德文学的魅力，首先体现在他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都始终坚持对“人”的思考。从早期狂飙突进转向魏玛古典主义，歌德创作转变的重要原因在于受到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谷裕分析认为，歌德经典作品《浮士德》中的海伦剧展现了古希腊文明与中世纪日耳曼—基督教文明，歌德的创作也表明了他对两种文化的态度，即以古典知识和艺术形式为“用”，以日耳曼—基督教文明为“体”的体用之分。

歌德一生在不同创作时期的思想广博复杂，研究者很难做出一言概之的定论，因此需要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这部创作于歌德晚期的小说，内容繁杂，文本结构貌似松散。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冯亚琳通过符号学解读歌德，认为其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符号自涉和互指对小说文本进行建构，挖掘了老年歌德充满智慧的能指与所指游戏背后的美学旨趣及文化内涵。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胡蔚基于对歌德晚年的组诗《上帝和世界》的分析认为，这部作品代表了歌德在人生圆融时期对于“能动的自然”的总结性思考，体现了歌德思想中来源于多种自然观念的兼容并蓄的自然神论。以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古典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莫光华认为，这部作品里的时间线贯通古今与未来，故事演绎空间纵横天堂、人世和地狱三界，由此呈现了意蕴丰富的多维世界图像，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和阐释空间。作为一部汇聚全部德意志文学的精神和特点的诗剧，《浮士德》不仅是歌德在精神和诗艺上的自我实现与最终完成，也是其“世界文学”构想的一次成功演绎。

以歌德文学思想研究为例，谷裕谈到文学史与文学文本研究的关系时提出，尽管文学史提供了文学变迁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不应该成为文学文本研究的束缚。作为研究者应该坚持从文本出发，通过对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层性的解读，不断完善文学史的书写。

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是歌德文学思想研究的热议论题。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文学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形成的影响。1827年，歌德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也正是这一年，歌德从英译本转译了四首中国诗。“中国文学为歌德开拓了新的视野。”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谭渊注意到，在第四首《开元》中，歌德塑造了一位凭借艺术才华突破宫闱束缚、为自己争取到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尤其在续写的段落中，歌德强调了“中国女诗人”群体的存在，建构了一个与诗歌紧密相连的东方世界形象，体现了他对“世界文学”理念的追求。

中华文化的熏陶使歌德的诗歌达到了文学的巅峰。《中德春秋与昼夜之时序》是歌德受中国文化影响创作的组诗。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吴建广认为，该组诗是歌德对中华文明长期追踪和自主研究的最终诗学成果，在存在论意义上将生命的终极含义安放在时序—节气的文明之中，由此扬弃欧洲近代以来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纠缠不清的二元主义。在这部组诗中，歌德的思与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成为德语文学中思与诗完美合一的经典范文，代表了中德思想与文学交流史上的卓越文本。

作者：张清俐 唐小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