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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保障女性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和实施在打击家庭暴力、维护女性尊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精神家庭暴力认定标准缺位、归责方式单一，是实施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难点和堵点。为精准对标受害人在寻求救济中的“急难愁盼”，以更好地、更全面地从源头上对受家暴女性进行保护，解决精神家庭暴力的认定及与之相关的归责难题具有紧迫性。
■ 李勇
作为国家保障女性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和实施在打击家庭暴力、维护女性尊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精神家庭暴力认定标准缺位、归责方式单一，是实施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难点和堵点。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杨蓉表示，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类型有身体暴力，也有较明显的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建议适当扩大法律规制的家庭暴力的范围，通过解释说明、描述或者列举等方式对精神暴力的认定加以明确。概言之，为精准对标受害人在寻求救济中的“急难愁盼”，以更好地、更全面地从源头上对受家暴女性进行保护，解决精神家庭暴力的认定及与之相关的归责难题具有紧迫性。
精神家庭暴力何以被忽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家庭暴力总体上包括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两类。鉴于此两类家庭暴力以并列的形式规定，所以在立法原意上，二者具有同质性。然而，规范上的同质性在实践中受到了阻却，这导致与身体家庭暴力相比，精神家庭暴力经常被忽视。
一方面，“暴力”概念的前见会妨碍对精神家庭暴力的认识。在汉语言文字里，暴力与武力紧密相关；在法律语境中，暴力多指严重的身体侵害。此种视暴力为针对身体之激烈而强制力量的做法，难以涵盖精神侵害。由于与暴力的固有认知有较大出入，将精神侵害定性为暴力是法律拟制的结果。故不同于可基于朴素生活经验来认识身体家庭暴力，理解精神家庭暴力须兼有专业知识和内在的意识觉醒，这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精神侵害隐蔽性强，肉眼不可见，司法认定难。精神家庭暴力被忽视与其行为和结果的隐蔽性有关。由于造成的是内向伤害而且发生的情境具有特定性，故相比于存在有形接触的身体暴力，精神家庭暴力难被看见。另外，法律事实的认定以证据为基础，举证困难的存在将家庭暴力受害人置于了不利地位。现实中，受害人的诉讼行为必然会受胜诉期待的指引。当发现除自己的“一面之词”，再无其他证据佐证时，她们通常不会贸然起诉，精神家庭暴力难以显露。
为什么要关注精神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习惯和文化基础，根源于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考虑到针对女性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性别权力关系。追根溯源，两性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是封建父权制推翻原始母权制的结果。在封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士大夫主导构建的伦理纲常剥夺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她们屈居从属地位，生杀大权都掌握在特定男性手里，更毋论对之施以家庭暴力。
针对女性家庭暴力情况的改变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家庭暴力多为针对女性身体的露骨侵害。随着封建制度被推翻，以拳头、利器和流血为核心的暴力形式已丧失合理性。然而，现代文明不足以根除家庭暴力，而只是由“低级”的身体虐待转化为“高级”的精神暴力。更令人吊诡的是，躯体对抗转化为心灵抵制，头破血流变更为精神折磨，拳脚相向演化为耐力较量……被标榜为进步。这是文明营造的幻象，操纵和权力等因素的加入会打破幻象，家庭暴力的实质一览无余。
中国法学会对浙、湘、陇三省的调查显示，精神摧残已成为家庭暴力之首。一位法律人士基于办案经验指出，近乎每个离婚案件都涉及精神家庭暴力。结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呼吁关注精神家庭暴力，不仅是回应现实的急切要求，更有未雨绸缪的长远价值。
认定精神家庭暴力的核心在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未专门界定精神家庭暴力，而是在对家庭暴力这一上位概念的阐释中将之描述为“经常性……精神侵害行为”，同时列明了“谩骂”和“恐吓”两种典型形式。在程度上，该法采用的标准是精神侵害的频率——经常性。就表现形式而言，在意识到精神家庭暴力多元化和发展性的基础上，立法者采取了“列明+兜底”的立法模式。然而，当与现实交手时，现行立法的有限科学性将受挑战，无法给实践提供恰当的指引。
其一，用侵害频率来衡量严重程度不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试图以侵害频率来识别危害性，进而通过危害性来认定精神家庭暴力。问题是，到底要多少次才能认定为经常？对不特定主体的经常性谩骂、恐吓，但未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如何定性等问题，现行立法很难回答。另外，经常性内涵之对反复、多次或周期性的强调，可能纵容偶然但激烈的精神侵害行为。其二，仅列明谩骂和恐吓两种形式，无法反映精神侵害的复杂现实。条文中的“等”字固然可用作兜底概括，以为纳入其他形式的精神家庭暴力保留合理的开放度。但在释法者多持保守态度的情况下，亦不能忽视“等”字蕴含的列举煞尾之意，这将限制精神家庭暴力的涵盖范围。
为此，科学的内涵界定需要超越对频率和形式等描述性事实的强调，代之以深入权力结构的内部，挖掘精神家庭暴力的内核。精神侵害的特殊性在于工具性，实施精神家庭暴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精神折磨来摧残意志进而控制对方的手段。易言之，精神家庭暴力指一方家庭成员为控制对方家庭成员而采取摧残意志的非直接身体侵害。精神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带来的控制，是否构成对受害人的控制应成为判断精神侵害是不是家庭暴力的标准。因关乎受害人的感受和公众的常理心，设定客观衡量标准不现实，是否达到控制的程度要综合动机和结果来判断。这不仅要求精神侵害的实施以控制为目的，还需考虑受害人是否陷入意志不自由的状态，从而屈从于加害人的意愿。
精神家庭暴力怎样妥当归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虽略谈责任，但责任的配置不仅涉及受害人的救济，还关乎精神家庭暴力的认定。然而，身体和财产侵害的归责多导向物质损害赔偿，精神侵害的结果则必然是精神损害赔偿，二者均以货币给付为基础。受此认知观念影响，论及精神家庭暴力的归责时，《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唯一标明的是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者多着眼于受害人是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研究者视精神损害赔偿为最佳救济渠道。
过度强调精神损害赔偿将反噬此前在界定精神家庭暴力方面付出的努力。从应然角度讲，挖掘精神家庭暴力的核心要素，是为让更多符合标准的精神侵害得以被认定为家庭暴力。然而，过高的归责期待有悖于该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当将精神侵害导向精神损害赔偿视作必然时，作为归责考量因素的“是否造成严重的有形伤害”会异化为行为性质的判准，从而加大精神家庭暴力的认定难度。在损害赔偿目标的指引下，公众可能形成不满足主张损害赔偿要求的精神侵害不是家庭暴力的误解，进而阻碍受害人寻求救济。
让精神家庭暴力的认定回归正轨的前提是，打破精神侵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之间的必然联结，代之以注重多元化的归责路径。若构成犯罪，行为人会受刑法制裁。即便在民事领域，归责方式亦不必然导向损害赔偿。现实中，精神侵害如不符合主张损害赔偿的要求，完全可在定性为精神家庭暴力的基础上追究其他形式的责任，不应将金钱赔偿预设为唯一目标。很多时候，选择迎难而上的精神家庭暴力受害人更在乎的是获得司法宣示的公道。就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具有较强宣示性的归责方式或许更能回应之。从长远看，当对损害赔偿的期待值适度降低、多元归责方式受到重视时，精神家庭暴力的认定难度亦有望降低。
（作者为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