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P96—P97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4期，罗浩摘
田野政治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实践进程，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视角逐渐进入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场域并在长期坚持中形成的研究学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田野政治学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学学术转型的要求和机遇，体现出了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远见，对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做出了恰当而有效的回应。
在实践之问与理论失灵中获得方法自觉
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和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的第一原动力。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国政治学的重建进程。实践创新带来研究范式的转换。“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历史变迁，市场化、民主化进程在乡村田野首先取得重大进展，以大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村民自治，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民主因素。这一政治实践经验显然与以城市和市民为先导的西方现代民主化进程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借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解释，而应该从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源泉。”从实践中寻找理论源泉，这一思考为田野调查作为学派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和确立提供了依据。
一是寻找有效村治模式的村庄个案调查。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的村民自治，实践之问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为了寻找和解释最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开启了以“实际、实地、实验”为方法的典型村庄和个案村庄调查，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个案调查及调查成果的出版，是超越以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创新，即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从书本到书本论证、由制度条文到制度解释进行的自我循环，访谈、现场观察、问卷测试等田野调查方法被广泛运用。
二是提供决策智库和学术研究资源的有组织的跟踪观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免除农业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农村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古老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态正在迅速变化和消逝，新的文明形态正在快速发育和生长之中。在这迅速而复杂的百年巨变之际，如何观察和记录这一历史变迁的过程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学术研究的一手资源，实践进程推动了华师政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进一步提升。
三是有理论关怀的深度中国调查。农村和农民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并以历史底色和深层基因影响着未来的走向和路径。试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底色及其变迁进行类似于生物学的“基因测序”，以寻找支配和影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内在规律性，构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和路径的理论，由此开启了田野调查方法的再次提升，即有理论关怀的深度中国调查。这一调查工程虽不直接为现实决策提供服务，但有助于从村庄变迁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发现变化的“内在规律性”。这一规律性可为观察和认识当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实践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从内在规律性中构建解释中国国家变迁的理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达中获得概念自觉
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和简化。基于西方实践的经典概念和理论在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时所面临的“失灵”和“悖论”，为田野政治学提供了概念建构的方法自觉，即从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经典理论所提供的形式逻辑出发，通过事实和理论的关联，提炼和概括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概念。根据和实践经验之间的关系，概念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是基于实践观照所形成的概念，即从标志性实践中建构标识性概念。长期持续且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使得田野政治学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及零距离的观察力。实践的持续推进及创新，为概念建构提供了基础和源泉。
“乡政村治”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乡政村治’，乡政指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就形成了当今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乡政村治’，乃是在治理乡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则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就村治对乡政的作用而言，村治是乡政的基石”。“乡政村治”的提出大大提升了田野政治学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社会化小农”是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形态的概念表达。这一概念建构是田野政治学实践主义研究传统的早期集中体现。在既有的小农研究中，形式主义传统侧重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界定小农特性，实体主义以满足生存需要界定小农特性。如果从中国小农的实践形态出发，中国小农具有复杂的特点，“经济理性”或“生存道义”等单一特性的抽象均难以概括其复杂全貌。这种变化改变了中国小农户几千年来所处的生存发展环境，实践的发展需要对小农户形态做出更为恰当的概念表达。
“家户制”是表达中国传统社会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概念。从中国的历史看，“家户”不仅是一种经济社会的自然单元，还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基础单元，形成以家户为基点的国家管理和控制体系。时至今日，“家户”单元仍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家户制”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更好地描述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形态，也可以更好理解和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的本体制度和本源传统。
二是基于概念和理论反思所形成的概念，即从中国实践出发修正既有概念而形成的概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接续积累的过程，既是一种知识体系的繁衍和创新，同时也需要借助既有的知识和理论积累。中国和中国自身的社会科学理论还没有形成太多的积累，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事实经验，与西方理论进行对照和对话，由此鉴别其中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或没有解释力的部分，是田野政治学获得概念建构自主问题意识的来源和路径。借助于它而独立于它，其最终目的仍是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这种反思路径包括两种方式。
一种是对概念的历史背景或者思维方式的反思。“祖赋人权”即基于广东血缘宗族底色更为浓厚地区的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概念，是对中国农民行为所遵循的血缘理性的表达。从人类历史实践来看，以氏族、宗族组织形态存在的血缘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早期形态。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差异，这一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存在的时间和后续演进的路径不尽相同。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方式与血缘、地缘等组织形态彼此需要相互叠加，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祖赋人权”是对这样一种血缘组织理性的表达。由于历史的韧性，这样一种血缘理性在当下社会形态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作为一种隐性的、深层次的理念不同程度地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另一种是对理论体系中既有概念中所包含的实践经验的对照。“板结社会”是在国家理论议题下，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反思所形成的概念。中国未曾经历商品生产关系在农业领域的逐渐扩展以及由此逐步带来的社会关系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化问题，中国国家形态的演进一直建立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农业社会形态基础之上，影响国家权力进入或与国家权力形成互动竞争的是乡村士绅、家族长老、部族头人和地方强人等乡村内生权威，“板结社会”是对这些内生权威所造成的国家权力难以完全进入的社会形态的概念表达。
通过对既有概念的历史背景、思维方式及所包含的经验内涵的反思，强化对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概括，进而构建具有中国实践主体性的概念表达，这是致力于实现原创性理论贡献的田野政治学的概念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