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学者之一，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思想。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父亲，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奇迹。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家乡的沃土、氛围滋养了他，在其人生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本社挖掘梳理了梁启超与家乡的故事，用全媒体形式呈现给读者。大家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可以看到系列短视频，沉浸于那个时代的光影之中，真切地感受梁启超跌宕起伏的一生。

策划：黄创快 统筹：傅健 徐铃静 撰稿：傅健 编导：司徒俊杰 陈俊锋 摄像：黄胜司徒俊杰 制作/剪辑：陈俊锋 配音：王雪晴

壹

梁启超与凌云塔  

凌云壮志出少年

凌云塔又称公式子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为新会重点保护文物，距离梁启超故居仅两公里。

塔体为文笔式构筑，呈八角棱形，塔高七层共约46米。因为层层门洞处于不同方位，所以逐层透门望景，景景不同，犹如进入万花筒中，尽览塔外四面八方的风光。

凌云塔巍然屹立于凤山之巅，北望新会城，南临银洲湖，远眺崖门海，四面平畴广阔，江河交错。

梁启超的家就在凤山下，小时候的梁启超常常和小朋友们爬上凌云塔观望家乡的风景。

相传，有一天，少年梁启超从凌云塔回来，写了一副对联：

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

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

对联得到父亲和祖父的称赞。

祖父本想赏梁启超一吊钱，梁启超却说想要祖父的心爱之物——祖传的一套《古文观止》。

真是凌云壮志出少年。

古人经常会把高耸的塔尖建成文笔状，寓意崇文重教、文风昌运，凌云塔也是如此。

据《新会县志》记载，在凌云塔建成后的第二年，举乡丁者十三人，癸丑成进士者数人，自此文风日盛。明清时期，新会的读书人把凌云塔称作“文笔”，认为此地人杰地灵，定出文人，梁启超的成就也是更加印证了“文笔”之寓意。

凌云塔作为“文笔”，其实是新会人崇文重教的象征，也是年轻人见贤思齐、奋进成才的动力。

贰

梁启超的崖山情结  

忧国忧民以古鉴今

崖门位于新会南部，是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东是崖山，西是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又像一半开掩的门，故名崖门。

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元军发起猛攻。宋军大败，海面浮尸十余万，舟船尽焚。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昺蹈海，以杨太后为首的后宫眷属及大臣跟随殉国。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以及投海、殉国的十余万南宋军民受到历代凭吊、吟咏，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迭，不绝于篇，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崖山情结”。

六百多年后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有当宋元之交……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

“四五岁就王父（祖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高祖的墓地就在崖山。每至清明，其祖父就带领一家乘舟前往祭扫。沿途经过当年宋元激战之古战场，都要讲述当年发生在此的这段历史。在梁启超心中撒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他曾在《新民丛报》上回答了一位读者关于崖山海面“奇石”（传说中陆秀夫负宋少帝蹈海处）的询问。梁启超说：“奇石者，崖山江海交汇处有浮石二，高各数丈，形势突兀……”

以古鉴今，梁启超的目的就是以此提醒国人不畏列强，奋起救亡。

因为有了民族气节和精神的存在，如今在此地建成的崖门古炮台（清代）和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成了人们抒发爱国情怀、凭栏怀古的好地方。

叁

梁启超与陈白沙  

爱国情怀一脉相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作为同乡先贤，陈白沙对梁启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白沙出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是广东唯一入祀孔庙的大儒，明代心学的奠基者。他在书舍设馆教学，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为明清两代江门地区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士不居官终爱国”，是陈白沙的人生格言。他“少读宋亡崖山诸臣死节事，辄掩卷流涕”。在他的积极倡议下，先后在当年宋少帝行都故址之上，兴建了大忠祠和慈元庙（日本侵华时毁坏，新中国成立后重建了部分建筑）。

梁启超于1873年出生，比陈白沙晚445年。

梁启超自述：“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祖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

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介绍陈白沙写的《登崖山观奇石碑》：长年碑读洗残潮，野鬼还将野火烧。来往不知亡国恨，只看奇石问渔樵。

据学者章继光著作《陈白沙梁启超综论》所述，1927年梁启超在《儒家哲学》里这样介绍陈白沙：“明代中叶，新学派起，气象异常光大。有两位大师，一个是陈献章（白沙），一个是王守仁（阳明）。陈白沙是广东新会的学者，离吾家不过十余里……”

1925年53岁的梁启超作《题白沙草书诗卷跋》：“吾家藏白沙先生真迹三通……用茅笔作狂草世所传先生书，率皆此体……”

梁启超自小对陈白沙颇为景仰，对于其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心更是一脉相承。

肆

梁启超与张其光  

一文一武美名扬

“文有梁启超，武有张其光”，此说法在新会广为流传。

张其光（1831—1895），祖籍广东广州府新会县双水区豪山乡。

青年时期，他募得粤勇200人，加入左宗棠统率的水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

后来，张其光率军平定台湾番社土著叛乱，抵御日寇入侵；中法战争时，又总领浙江海陆防务，镇海一役，大败法国军舰，立下显赫战功。

同治七年，张其光获钦赐“振勇巴图鲁”名号。光绪元年（1875年），张其光捐银千余两，主张并亲自指导了张氏祖祠的第二次重修。

如今，在张氏祖祠前，还立有一对清廷御赐张其光“振勇巴图鲁”名号的石华表。

后来，张其光还受朝廷嘉奖荣归故里兴建了张将军家庙（1884年落成）。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其光病逝。

梁启超比张其光小42岁。据学者林福杰研究，民国14年（1925年），梁启超应张其光长子（以弟弟张蓉光的次子过继为嗣子）张荫槐、从子（即侄子）张荫棠（清朝最后一位驻美公使、民国首位驻美公使）之请，为张其光撰书《清建威将军浙江提督张公神道碑铭》。

文中写道：“启超与公生同乡井，熟闻公之行谊于乡之人……益念公之所以靖献于国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焉。”

在列强凌辱的局势下，时年52岁的梁启超对张其光的功绩深为感佩：“为民捍难而不伐其功，为国安边而不竟其庸，尽伤国耻兮赍志永终，英魂不沫兮依此贞松。”

伍

万木草堂同乡同学  

意气风发报效国家

在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有一间“邱氏书室”。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租借此处，创办了万木草堂。

在这里，梁启超有几个同乡同学，包括胞弟梁启勋（1876—1965），新会同乡陈子褒（1862—1922）、林奎、卢湘父（1868—1970）。

梁启超自述：“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堪绰向上……”

梁启勋在《万木草堂回忆》中写道：“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情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

一天，同乡几人聚会于州府学宫“仰高祠”，骤见神龛奉祀张宏范（元灭宋之将）牌位，群情激愤。陈子褒即作讨张檄文，由梁启超声数其罪，梁启勋斧碎其牌位，卢湘父则大喊“明正典刑”，煞有介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陈子褒远渡日本。1899年，卢湘父应梁启超邀请，出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教席。之后，陈子褒、卢湘父毕生致力于澳、港两地的平民和妇孺教育事业，出版了许多启蒙书籍。

梁启勋追随梁启超，深得其信任，是梁启超在政治文化活动和料理家族事务上的得力助手。1928年后，梁启勋于青岛大学等处执教，致力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词曲的研究，著作颇丰。梁启勋还“继伯兄未竟之业”，完成了《稼轩词疏证》六卷，被时人比之苏氏昆仲。

陆

梁启超与伍廷芳  

同县同乡惺惺相惜

伍廷芳（1842—1922，号秩庸），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比梁启超大31岁，二人有两次大的交集。

第一次是1896年伍廷芳被清廷任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和古巴四国大臣时，极力想将梁启超招至帐下。

梁启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伍秩庸（廷芳）苦相邀，以二等参赞相待……今日入南京，仍虑超不往，已先送装千两来矣！”梁启超因故婉拒了邀请。

第二次是1900年梁启超到檀香山组织保皇活动时，清廷电令时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阻止其登岸或进行缉捕。内称：“梁某昔日经该使臣奏调出洋，且属同县同乡，若该使臣不竭力阻止，则是有意招致，该使臣不能辞其咎。”后因日本领事阻挠，抓捕未成。

辛亥革命后，伍廷芳历任外交总长、司法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入永丰舰。第二天，80岁高龄的伍廷芳不顾危险，登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大计。

6月23日，伍廷芳因病逝世。孙中山悲痛万分，在舰上发表演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

如今，在广州越秀公园，草木葱茏之处，有孙中山所撰文《伍秩庸博士墓表》石碑、伍廷芳墓及其铜像。

墓表写道：“文自元年与公共事，六年以后频同患难，知公弥深，敬公弥笃，谨揭其生平志事关系家国之大者，以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模楷焉。”

翻阅《新会历代楹联选》，梁启超挽伍廷芳联赫然在目：

是法律家，是坛坫才，翘首斗山今已矣；

为天下痛，为私交惜，每怀时局益凄然。

柒

梁启超与陈少白  

多次会面和谈未成

在江门市外海街道南华里1号，有一座近代建筑。“莎萝坪”和“白园”以“白桥”连为一体，这是陈少白故居。

陈少白（1869—1934），新会外海人。他21岁与孙中山相识，是革命党中与孙中山以兄弟相称的唯一一人。

19世纪末，列强环伺之下，保皇与革命两党均致力于挽救中国。梁启超和陈少白分别作为两党代表，曾经多次商谈合作。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回忆了他与梁启超的几次关键性会面。

第一次是1895年，在上海。陈少白碰巧与参加会试的康、梁同住一间客栈，他主动拜访了二人：“谈了几个钟头，我才告辞而退。”

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失败后，1899年春，在日本。梁启超与陈少白在犬养毅寓所，彻夜长谈。陈少白回忆：“一夜的话，不外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第三次是1899年夏，在香港。陈少白与梁启超在香港酒店见面。“还是讨论那合作的事，结果还算圆满。”梁启超请当时也在香港的徐勤与陈少白把合作的章程拟好，“再等两方面通过之后，好按着执行。”后因徐勤推诿、康有为阻挠作罢。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其后的时间里，梁启超与陈少白之间更多的是在报纸上论战。

此后，陈少白历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辛亥革命后，陈少白急流勇退，转向发展实业。

1917年，梁启超也结束了从政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

陈少白挽之曰：“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捌

梁启超与陈垣  

严谨治学大家风范

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有一座晚清建筑。这是陈垣故居。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县石头乡（现属江门市蓬江区）人，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国宝”。

梁启超与陈垣都是史学家，他们在两项学术研究上有过交集。

一项是对于玄奘年岁及西游年份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认为玄奘“贞观三年”出游说有误，经他考证为“贞观元年”。1924年4月，他将相关论文刊发于上海《东方杂志》。对于梁启超的考证，陈垣并不同意。他在《东方杂志》发文予以辩驳。最终，“贞观三年”说得到证明，成为学界共识。

这场论辩让人们看到了两位大师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是对于校勘方法的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了五种校勘方法。陈垣加以继承和提炼，在《校勘学释例》中分别阐述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后辈学者认为，两种校勘方法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梁启超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是一种雏形思想。陈垣的是一种科学的成熟的理论。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后来，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著作等身。

玖

梁启超与李蕙仙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1889年，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衔（后任礼部尚书）典试广东，因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1891年，23岁的李蕙仙与19岁的梁启超在北京结婚。

第二年，李蕙仙跟随梁启超回到了新会老家茶坑村。梁启超的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梁启超的父亲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这间书屋名为“怡堂书室”。

出身名门的李惠仙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梁启超回忆那时的妻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

李惠仙得到了婆母的喜爱，“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

1893年，他们的长女思顺诞生在老家。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李蕙仙决定让梁家避居澳门，躲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对妻子大为赞赏：“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李蕙仙与梁启超共同生活了33年，生育了三个子女。

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写下了《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与李蕙仙合葬。墓碑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

拾

梁启超与伍连德  

启智护民鞠躬尽瘁

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四九。他作为总医官，指挥扑灭了1910年的东北鼠疫。伍连德还发明了口罩，是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伍连德与梁启超是广东四邑同乡，也是老朋友。

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伍连德因杰出贡献被推选为主席。梁启超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1915年，伍连德为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四处筹款。他在自传中回忆：“后来，我的老朋友梁启超先生……出任财政总长……我曾游说他从中央国库中追加拨款30000元，此外再增加年度津贴1000元作为管理费。”

1926年9月初，伍连德到天津看望梁启超，发现其右肾被割错了。

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他（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但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

然而，梁启超最终没有听伍连德的劝告，因过劳病发，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2月17日，京沪两地举行了公祭。

梁思成追述：“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诚如《自励二首》所言，梁启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