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许晓迪
2020年春天，52岁的春香在陕西老家失业了。 她生于1968年的春天，9岁辍学，21岁结婚。42岁那一年，为 供养两个上高中、未来可能上大学的孩子，她开始打零工，在建筑 工地做小工，在矿山帮工人做大锅饭，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 国营农场里养鸭，如此十年。直至疫情暴发，她丢了工作，焦虑慌张，无所适从。
女儿小满在深圳，已经结婚，刚从媒体转行进了“大厂”。借着“帮妈妈找
工作”的名义，她把父母接到深圳，3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进了四口之家。
春香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商场做保洁，一天工作8小时，工资2500元。
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智能手机也用得不顺溜，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
始学习与这座城市相处。小满也在十几年后，再次尝试与母亲在同一个屋檐下
生活。最初，她们理直气壮地互相看不惯，如火山爆发般争吵。心平气和后，
女儿试图走进母亲的世界。白天“白领”小满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工作，晚上
听“蓝领”春香讲述她的打工见闻。备忘录中的片段素材积累成一篇篇记录，
她把字号放大，打印出来给春香看。春香带着老花镜默念文稿，在阅读中识字
越来越多。她的标准很简单也很严格 ：读不读得通，读不读得完。
就这样，母女二人合作完成了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书写出城市巨轮运
转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在深圳，每个商场、每座公园、每栋写字楼的
保洁和绿化工作，几乎都是由这群50—60岁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某个
普通的乡村或县城，在生命力蓬勃的青壮年时期被称作“农民工”。为供养子女
或挣点养老钱，他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忍受身体上的毛病，靠超市的“临期”
面包、水果度日。他们维系着一座城市的体面与洁净，却总是站在边缘处。
春香是其中的一员，她以强韧的天性抵抗着城市的规训，将乡土社会的生 命经验平移到深圳职场。她会在有领导的微信群里直言反抗，与众多阿姨建立 起超越同事关系的姐妹情谊。她以自己的眼睛观察当下的社会 ：奶茶被随意地 扔进垃圾桶，没有一杯是喝完的，她不理解这个消费社会的逻辑，那么贵的饮料， 年轻人为何这般浪费？在办公室拖地，有人忙得没时间起身，垃圾桶里常有来 不及吃的冰凉早餐，工位下总会扫出一撮撮头发，她又会同情地感叹，“年轻人 真难”。在某种意义上，春香打开了一个不同的深圳，其中不仅有保洁员这个身 处缝隙的庞大群体，也映照出维持着这座超级城市运转的每一个“我们”。
《我的母亲做保洁》
书出版了，意味着这场写作的“合谋”告一段落。但据小满的丈夫——在
妻子潜心写作时，他承担起做饭、洗衣和喂猫等家务劳动——“剧透”，母女俩
的故事之旅仍在继续，“因为岳母已经笃定，‘我不回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