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阳自金太宗天会七年农历十月七日（1129年11月20日）置县后，当年十月，康端被任命为济阳第一任知县。他莅任后，选标竿镇（今县城驻地）为县城住址，随即便考察测定县城池建设的布局，方案定好后，便调集全县的工匠夫役，历时四旬，筑起了土城墙，在城墙四周挖了城壕（护城河），使县城池初具雏形，有了城内外之分。   

筑起的城墙呈方形，四周长为四华里，每边各为一华里，土城墙高二丈八尺，墙基宽两丈、顶宽一丈。四周的城壕深八尺、宽一丈余。整个城池设东、西、南三座城门，东门名为“仁风门”，西门名为“泰和门”，南门名为“清阳门”。没设北门，原因是城北地势较洼，常年积水，设门后则容易向城内灌水，世传城北有苟王庄，由于“苟”和“狗”二字同音，把“苟王”视同为“狗王”，县城如开北门，“狗王”就会咬死人。这种传说纯粹是愚人的迷信无稽说法。在这三个城门上都建有城楼，南门“清阳门”的城楼上还悬挂有大钟，大钟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移至谯楼之上。

城墙建起来以后，由于岁月的流逝，年复一年，城墙由于是土墙，几经风雨侵蚀，坍塌严重，致使城墙日见低矮，防御功能大大降低，急待加高加固。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时，张镗任济阳县令，他见城墙已低至二丈余，复为捐修，使城墙增而高之。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张端任济阳县令时，看到每逢雨后，县城池内的积水无法排出，经常造成城池内发生积涝，城内居民出入非常困难。便组织劳役疏通城内外的水道，将城池内的积水导入护城壕中，由护城壕再排到河中。以后，城池内再无积水，城内居民出入非常通畅方便。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劳役在城墙边种植柳树数千株，这样，在加固城墙基础的同时，又能使城内居民在柳荫下乘凉，因此，人们对这位张县令非常敬佩和大加赞扬。明隆庆丁卯年后，又在北城墙中间顶部建大堡三间，以扶持县衙执政，在东墙南部顶端建堡一间，以当文峰，因城北旧有水患，又在城墙边筑堤加固，又将南门的城墙加高三尺，因东门外旧有店铺，已倒塌为瓦砾场、清场居，在此又建起了关公祠，在祠后又建屋五间，为县邮舍（邮局）。明万历四年（1576），秘自谦任济阳县令时，为了加固城墙，组织工匠将土城墙的内外皮加砖加固，明万历十九年（1591），蔡惟忠任济阳县令时，为防备外敌侵犯，又环城墙建敌台十五座，还在台上建起碉堡，加强了防御措施。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侯加乘任济阳县令时，又对城墙的垛口、敌台、城楼以至马道俱加修缮，对护城壕也进行了清淤疏通，大大提高和增强了城池的防御功能。

到了清代，康熙六十年（1721），时任济阳县令司徒珍捐资重建城楼、堡堞及谯楼等，移南楼钟于谯楼之上。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任县令胡德琳，又将三门城楼进行修缮，又移置奎阁于东南城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任县令魏礼焯，动用县政府公款，对城楼、城堡及谯楼又进行重修，用了二年的时间，到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竣工，使城池又焕然一新。清咸丰十一年（1861），时任县令杨汝绶，又劝募捐款，将城墙东南两段塌缺处所，修补见新。清同治六年（1867），时任县令汪昉，将城楼、城墙、城垛口和炮台，凡有坍塌残缺之处，全部修筑完固。所以，到了清朝末年，济阳城池还完好的保存着。        

又到了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时任县令杨光衡，将三城门及门楼重新改建，并将东门改名为“中山门”，西门改名为“振武门”，南门改名为“中正门”。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春，时任县令李景福，又督同地方士绅，征集民夫，将城墙里面用土培成斜坡形，以加固城墙基础，并将城外墙面，上下修补一新，同时，又对护城壕也进行了挖掘疏通。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夏，阎锡山的晋军南犯，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有一部分晋军从黄河南进入占领济阳城，将城墙挖掘壕洞，作为防御工事，顿时，城墙竟成破壁。晋军撤离县城后，时任县令路大遵，又招集地方士绅将城墙的壕洞全部堵上，修缮完好。

1937年11月13日，日军入侵济阳城，在黄河大堤上架起大炮，轰炸县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阳惨案。为了坚守抗敌，我军民在城墙上挖了防空洞及作战工事，使城墙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为抗击日军起了很大作用。        

1946年7月16日，国民党军第十二军三十六师一0六团侵占济阳县城，我军在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同志指挥下，于7月16日夜10点整向济阳城发起总攻。与国民党军一0六团激战至7月17日黄昏，在战斗胜利告结的同时，在炮火中，使城墙受到重伤，整个城墙已是面目全非，残破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墙不仅没了存在的价值，同时还阻碍了县城的建设和发展，于是残缺不堪的城墙被逐步拆除，最后，西城墙的部分残留和西城壕在建县电影院时被拆除填平，至此，济阳八百多年的城池和城壕视而不见，成为济阳历史的记忆。

编审：李娟

来源：济阳区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