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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故事 221 期 | 罗湖桥:重遇与重生

日期: 来源:晶报收集编辑:晶报

横跨深圳河的罗湖桥,一百多年来不仅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纽带,也是中国内地通往世界的窗口;它是深圳人、香港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心中不可替代的一座“桥”。

■马骥远

窗外,一座桥静卧在树丛之中。

那是一座铁路桥。锈迹斑驳的铁轨纵贯桥面。

这座桥的背后,有很多故事。

这座桥,关乎“家国”。我小时候读过的文章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文字:他(她)走过这座桥,抬头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顿时热泪盈眶。

这座桥,关乎“变局”。1971年4月,一支来自美国的乒乓球队走过这座桥,拉开了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正常化的大幕。

这座桥,更关乎“开放”。1979年底,一个香港商人走过罗湖桥,由一辆自行车“搭载”着找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他叫刘天就,是深圳第一家港资酒店的投资者。

这座桥的名字叫——罗湖桥。

这种称呼也不全对。确切地说它是罗湖桥的“前世”。自从2003年9月深港合作治理深圳河,新罗湖桥“上岗”,这座“百年罗湖桥”就被平移到香港一侧梧桐河边,“颐养天年”。

触不可及

恢复通关之后的港铁罗湖站,人潮涌动。但是这扇可以近观老罗湖桥的落地窗前,在半小时内,除了我以外几乎没人驻足观看。老罗湖桥啊,你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敬意。不过,历经百年风云,它似乎已经习惯于宠辱不惊。

谷歌地图显示,去往“旧罗湖铁路桥”所在位置,要从港铁罗湖站A1出口出站,沿山路步行3分钟即到。

“唔该,请问我可不可以从这里出去?”三年没有使用的粤语,已经很生疏了。

“你有冇‘禁区纸’?冇‘禁区纸’唔可以从此出入。”港铁罗湖站A1出口门前的保安大姐不容置疑地回答我。

保安大姐指了指门上贴的一张告示:持有“边境禁区通行证”人士方可出入。边境禁区通行证,在香港俗称“禁区纸”。深圳河香港一侧的罗湖村,包括港铁罗湖站和老罗湖桥安放位置,都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边境禁区。“禁区纸”,是香港警方发给在边境禁区内居住、探望亲友、工作、通行或接送学童上学/放学的“特定人士”的通行证件。

不属于“特定人士”,没有“禁区纸”,与老罗湖桥的亲密接触看来难以实现。只得折返到落地窗前,与老桥挥手作别。

▲罗湖铁路桥。陈琪摄

▲持有“边境禁区通行证”人士方可出入老罗湖桥。

百年风云

阔别三年的香港,来都来了,就旧地重游一番吧。于是,乘坐港铁从罗湖站出发,沿东铁线乘至九龙塘站转观塘线,到达香港最繁华的街区旺角。从港铁站出来走到街上,一个无比熟悉的路牌跃然眼前——弥敦道。

这条路,逛过无数次。但是此前很少注意到一个问题:它为何叫“弥敦道”?

和香港很多道路一样,弥敦道是因人得名——马修·弥敦(Matthew Nathan)。

弥敦是第十三任香港总督(1904年至1907年在任)。此人深谙“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在修路这件事上花费了不少工夫。

1904年,弥敦主持整修九龙半岛罗便臣道。1909年,弥敦离任后2年,港英当局决定将这条路更名为弥敦道,以示对弥敦的敬意。

而弥敦推动修筑的另一条路,就是连结香港与内地的铁路动脉——广九铁路的香港部分。事实上,早在1899年,英方就与清政府签订了《广九铁路草签合同》,规定铁路的建造权和管理权都归英国人所有。条件苛刻,中英难以达成一致。

弥敦出任港督之后,认识到建成广九铁路不仅有利于香港发展,也有助于扩张英国在华权益。于是说服英国方面作出一定让步,与中国签署相对平等的《广九铁路合同》。

1905年,广九铁路英段(九龙至罗湖)开工建设。1907年华段(广州至罗湖)也宣告动工。“华段”和“英段”以横跨深圳河的罗湖桥为界。

广九铁路在彼时的中国,是一项重大工程。“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担任顾问。但是詹天佑作为当年国内首屈一指的铁路工程师,其首要的任务是修建我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铁路——京张铁路。广九铁路“华段”开工之时,京张铁路施工也在关键阶段。詹天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程居庸关隧道,就是在1908年建成的。

詹天佑对广九铁路和罗湖桥建设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指导者。

作为深圳人,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名字——凌善芳。

凌善芳,布吉凌氏家族掌门人凌启莲第八子,生于1883年,幼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桥梁建设系,是詹天佑的学弟。广九铁路华段动工时,凌善芳任项目工程师,完成了广九铁路石龙段到深圳的测量、绘图和建筑工程。罗湖桥就包含其中。

中国近代林业奠基人、中国植树节倡导者、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人之一凌道扬,就是凌善芳的侄儿。

广九铁路“英段”1910年建成通车。一年之后,“华段”竣工。1911年8月14日,广东地方官员与港英当局官员在新建成的罗湖桥上举行了广九铁路接轨仪式。

然而,凌善芳却因积劳成疾,在这一年因病去世,时年28岁。

走在弥敦道上,边逛边回味百年风云,不知不觉就走到尖沙咀。“这就是尖沙咀的标志性景点钟楼”,打着旗子的导游操着还算标准的普通话对游客解说着。

尖沙咀钟楼,就是广九铁路南端九龙车站的所在地(钟楼建成于1915年,作者注)。1911年10月5日,广九铁路全线通车后的第一列北上列车,从这里开出,通过新建成的罗湖桥,驶向广州大沙头车站。

从此,罗湖桥成了连接内地和香港的那座桥。

但是,无论是詹天佑、凌善芳还是弥敦,以及彼时乘坐火车往来于罗湖桥上的乘客,都不会想到,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广九铁路上一座小小的罗湖桥,将会在历史上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

▲建成初期的罗湖桥。(来自网络)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罗湖桥。(来自网络)

有人肉身离去,有人魂兮归来

钟楼尚在,原来作为广九铁路香港起点的车站却早已不见踪影。九龙火车站已在1978年迁往红磡。

这趟以怀旧为主题的逛街之旅至此告一段落,该返程了。回到港铁罗湖站时天色已近黄昏。我又一次站在落地玻璃窗前,再端详一眼老罗湖桥。夕阳映照在苍老的桥身上,百年时光仿佛凝聚在此刻。

罗湖桥,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历经的沧桑磨难,在世界桥梁史上也属少见。

投入使用30多年,罗湖桥就在抗日战争中先后被英军和日军拆毁两次。1957年,罗湖桥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重修,完工后桥面长32米,宽12米。

上世纪4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罗湖桥两边的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1951年6月,港英当局宣布对新界边境地区实行封锁。同年,广东省公安机关也宣布实行边境管理。

自此,罗湖桥区区32多米长的桥身,成了连接内地与香港、与世界几乎唯一的陆上通道。

大时代浪潮滚滚,每个人都是一朵小浪花。20世纪后半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离开中国内地。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罗湖桥是必经之路。

而这当中最出名的,或许要数张爱玲吧。

张爱玲在《重访边城》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幕。那是1952年7月的一天,张爱玲乘坐火车从上海辗转到达深圳(当时的宝安县),随着“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

张爱玲走了,从此再没有踏上故土。但是她后来写道,在听到边防战士让他们去树荫底下乘一会凉的那句话,一刹那也“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

有人出走,也有人归来。

在张爱玲从罗湖桥离开之后5年,一位几乎与她同时活跃在民国文坛的女作家,沿着相反的方向走过罗湖桥,回到了故土。她就是萧红。不过,此时距离萧红离世已有15年。回来的,是萧红的骨灰。

1942年1月22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在香港因病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香港浅水湾头。1956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诗人陈凡的文章《萧红墓近况》。文章说,萧红墓“因当时草草埋葬,既无石碑,又乏冢埠,只有一个用水泥围筑的圆圈。过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我国的著名女作家”。

不久之后,萧红在香港的好友、著名作家叶灵凤也写了一篇题为《寂寞滩头十五年》的文章。文章指出,就在这年春天,朋友们发现“萧红墓已经被糟踏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1957年墓葬周边土地的承租方香港大酒店计划开工建设水上儿童游乐场,萧红墓面临被毁危险。为此,香港中英学会与中国作家协会联络,协商萧红迁葬事宜。中国作协对此高度重视,指派作协广州分会具体负责。

1957年7月22日,叶灵凤等香港作家在香港市政当局协助下,顺利找到并发掘萧红骨灰坛。8月3日上午10时,香港文艺界在红磡永别亭举行简单而隆重的送别会,然后由叶灵凤、曹聚仁等香港文艺界代表护送萧红骨灰至罗湖桥头。

罗湖桥头,中国作协广州分会与香港文艺界举行了庄重的交接仪式。12天后,广州市文化艺术界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迁葬悼念仪式。随后,萧红骨灰被安葬在广州银河革命公墓。这位颠沛一生的女作家,在离世12年之后,终于享受到了崇高的哀荣。

▲改革开放初期,罗湖桥上等候过关的旅客。(来自网络)

一座桥,一个国

与老罗湖桥再次挥手作别,沿着罗湖口岸人行通道走过中线,抬头就看到“中国边检”四个大字。如今,往返于深圳河此岸与彼岸,是如此简单、方便。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熟悉的一句话:“他(她)走过罗湖桥,抬头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不禁热泪盈眶。”

为什么要热泪盈眶?因为彼时回来的路程,太曲折太艰辛,需要付出巨大的决心和努力。

上世纪中叶之后的数十年里,罗湖桥这座区区30多米长的铁桥,是新中国面向世界一扇不可或缺的大门,更成为中国人家国情怀独一无二的投射。

那个年代,走过罗湖桥,就意味着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0年3月,数学家华罗庚辞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职务,乘船返回香港之后,发表《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他写道,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随后,华罗庚走过罗湖桥,并于3月16日到达北京,出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1950年4月,地质学家李四光走过罗湖桥。后来他的外孙女邹守平回忆说,那一刻李四光发现祖国与两年前他离开时截然不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整个国家欣欣向荣。

1954年4月,香港崭露头角的游泳运动员戚烈云化装成野外写生的画家,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帮助下,走过罗湖桥。三年后,他成为第一个打破游泳世界纪录的中国运动员。

1957年11月1日,香港青年乒乓球选手容国团走过罗湖桥。2年后,他代表中国获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单冠军。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们,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楷模。而细说他们归来的故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背景地——罗湖桥。

1955年,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脱离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返回祖国。10月8日,钱学森一手领着6岁的儿子钱永刚,一手拿着一把吉他,从香港一侧走上罗湖桥。这一批从美国归来的有30人。钱学森回国之后一年,他的好友、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郭永怀也离开美国,通过罗湖桥返回祖国内地。

在他们之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于1950年离美回国,乘船到达香港后,通过罗湖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

……

▲1978年的罗湖桥。何煌友摄

▲1984年的罗湖桥。何煌友摄

一座桥,一扇门

为了更多了解罗湖桥的历史,我求助于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希望获得一些历史资料。

“这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取道香港出访日本,经过罗湖桥的情景”,罗湖边检宣传干事小陈给我传来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和外宾通过罗湖桥的历史照片,其中有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

庄则栋,一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1975年庄则栋的身份是国家体委主任。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确实与罗湖桥有关,但并不是这一次。

那是1971年3月底,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赛事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鬼使神差地“上错车”,登上了中国队乘坐的大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车内氛围顿时变得尴尬而紧张。而彼时的男单一号选手庄则栋站起身来,走到科恩身旁坐下,跟他交谈。下车时,庄则栋还向科恩赠送了一幅杭州织锦作为礼物。中美运动员站在一起的一幕,顿时惊动世界。

毛泽东主席亲自拍板,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1971年4月10日,罗湖桥迎来了美国乒乓球队。这支1949年以来首个访问中国内地的美国体育代表团,用18分钟时间走过罗湖桥。4天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当随团记者问起此访的意义时,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现在,门打开了。”

是的,门一旦打开了,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可阻挡。

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罗湖桥,是一扇门。走过去,就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门。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春风初起,最先开启的那道“门缝”,还是罗湖桥。

1979年底,香港商人刘天就走过罗湖桥,“搭乘”自行车后座找到新成立的深圳市政府。也有人说刘天就其实是骑自行车过的桥。但无论哪个版本接近事实,可以确定的是,刘天就那天走过了罗湖桥,找到深圳市政府,谈成了深圳第一家港资酒店的合作协议。

深圳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民俗学者廖虹雷在他撰写的《百年沧桑罗湖桥》一文中回忆说,1982年,34岁的他第一次走过罗湖桥,踏上遥望已久的香港土地。“当我们真的踏上罗湖桥时,刹那间既兴奋、新奇,又紧张”,廖虹雷后来回忆说,那一次是应邀赴香港考察学习文化工作,有位同事肩上斜背着褪了军绿色的挎包,还用白毛巾绑着个搪瓷口盅。这样的打扮,在香港理所当然地引来一些奇怪的目光,也使他们一行人感到很不自在。

廖虹雷事后感慨道,罗湖桥的两边,“多么需要沟通和交流啊”。

是啊,几十年间,对罗湖桥两边的人来说,对岸都好像远在天边。一旦走过去才发现,对岸近在眼前。

我们尽可以用很多画面来描绘“春天的故事”。但无论如何讲述,罗湖桥都是一扇绕不过去的“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罗湖人行桥。(来自网络)

▲罗湖桥对深圳人、香港人乃至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座不可替代的桥。

桥的故事,没有结束

“那就是今天的罗湖桥”,随着小陈的提示,我望向落地玻璃窗外,一座铁桥横跨在深圳河上。

2003年,深港合作治理深圳河。因旧桥桥墩跨度较窄,成为排洪瓶颈。深港双方决定更换桥身。当年9月28日,老罗湖桥被平移16米,安置在香港一侧梧桐河畔。新罗湖桥取而代之。新的罗湖桥跨度增加8米,适应深圳河的防洪标准。

事实上,此刻我是站在罗湖桥上望着罗湖桥。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此时我身处的罗湖口岸跨深圳河人行桥,也叫“罗湖桥”。

1981年,在罗湖铁路桥东侧,新建了一座人行桥。从此,罗湖桥从铁路、行人共用改为“人车分流”。分成了铁路罗湖桥和人行罗湖桥。

无论是“一分为二”还是更新换代,罗湖桥终究是深圳与香港、内地与香港之间最重要的那座桥。这也是使得罗湖口岸长期雄踞世界人流量最大的陆路口岸。

直到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香港入境处统计,罗湖口岸陆路跨境旅客达7823万人次,占香港全面出入境客流量的三成。

疫情三年,封关三年。罗湖桥,你的人气是否依然?

“全面恢复通关以来,截至4月2日中午12时,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出入境旅客近640万人次,同期验放量在深圳口岸位居第一”,小陈向我通报了最新数字。

数据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罗湖桥对深圳人、香港人乃至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座不可替代的桥。深港故事仍在延续,罗湖桥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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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李岷

记者:马骥远

摄影:成江

制图:勾特

编辑: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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