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陈果的纪实文学创作表现出井喷式的高产，也收割了不菲的成绩，继《听见：芦山地震重建故事》《勇闯法兰西》《在那高山顶上》《古路之路》之后，《乡村里的中国》又迅速呈现于眼前。这令人诧异，也不禁让我担忧，陈果的写作，会不会落入自己设定的“俗套”，他是不是应该稍作沉静，放慢自己的书写速度？带着这样的顾虑，我郑重地翻开了《乡村里的中国》。事实证明了我的杞人忧天，这本近作不仅没有落俗，反而在格局、情怀、语言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超越，不仅实现了个人创作的突破，更达到了“中国精神”乡村书写的一个全新高度。
《乡村里的中国》 封面
书写故事的目的是要传承作者笃定的精神。“中国精神”正是《乡村里的中国》所要表达的核心。这一次，作者没有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地方，只以作者最熟悉的家乡四川省雅安市为基点，跟随着一个个乡亲们的梦想，而辐射扫描到了攀西、北京、海南等全国各地。作者也没有把眼光局限于尚有余热的脱贫攻坚和当下火热的乡村振兴上，故事人物，往往从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缓缓走来，从一波三折的命运中走来，因此，作者笔下的人物，尽管是在一个个“短篇”中，也一样具备无穷的生命力。作者更没有把目光只定位在当下备受关注的扶贫干部身上，村民、供电工人、乡村教师、老板、救灾援建干部、英雄少年、民族同胞、妇女等等集体出镜，乡村生活、劳作、爱情、人情世故以及楠木、黑砂、咖啡、旅游等乡村事业几乎全部涉足，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十分完整的真实乡村。而且，作者并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在一个个故事主人翁的命运书写中，主次有序，经过巧妙的铺垫和植入，进而生动地织成了一张有温度、有筋骨的中国乡村生态网。“中国精神”乡村书写的新高度，正体现在作者这种立足高远的创作格局上，体现在这种主次有别却又力求真实的创作态度中。
树有多高，根有多深。作者深知，要取得“中国精神”乡村书写的成功，必然要虔诚怀揣个人情怀，深切理解家国情怀；要深情书写，也要书写深情。作者下定了决心，不计山路颠簸和危险，不计时间与辛劳，把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置身于最偏僻的山村，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融入，用笔去雕琢。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已不满足于基本叙事，而是牢牢抓住事情背后的深情，包括国家政策的温度，劳动人民的智慧，中国人民的善良等等，最终用自己的虔诚情怀成功书写了他所见所知的感动。
“中国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国人的善良，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基因，是“中国精神”的组成。“中国精神”当然很难被资本控制下的人们所理解，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也很难被西方价值观所理解。“大梁政府挑了，要是不嫌弃，我也下点毛毛雨。”说这话的医生杨仕成，一生不知做了多少件无私奉献的好事，在他的话里，有对国家的感恩，有对自己的鞭策。这样的话，也让作者感动，甚至成了作者忘记辛劳用脚丈量“乡村”的动力。而纵观人类历史，有哪一个时期，哪一个政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呢？大灾大难、对口援建、全面脱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作者深深感知到这一切，并因此不遗余力，要深情完成《乡村里的中国》的书写，要奋力追求“中国精神”乡村书写的全新高度。
语言不是文学批评的核心。有批评家曾不习惯于某些作家的语言表达习惯，甚至是一两个字词的运用，我不以为然，就好像一个有厚德的美女脸上的一颗痣，总不能因为你看不惯这颗痣就否认了这位美女的厚德。我们应该允许并接受一个作家有他自己的语言习惯，有他自己无穷的语言表达可能。正如我面对《乡村里的中国》时，我竟无法隐藏我的激动。作者的语言，似乎是有一种魔力，一句话就可以勾勒出一段立体的时空，或是揭示出一段复杂的感情。这种独特的语言创新，本身也是“中国精神”乡村书写新高度的表现之一。
纪实（报告）文学，往往需要以事实为纲，在叙事的同时，旁征博引，挖掘故事的背景，纵深故事的厚度，横比故事的宽度。而《乡村里的中国》，作者明显有些“偷懒”，他几乎没有过多交代故事的背景缘由，几乎是单刀直入，仅凭他得心应手的语言，就完成这个宏大题材的创作。关键是，这还并不让人觉得读来空洞，少了背景的明示，反倒更能抓住读者的心。无可否认，作者具备了高于小说的语言塑造能力。作者的语言带着作者深情的使命，在叙事中犹如脱缰的野马飞奔狂跑，一两句话，就可以节约了数百数千字的描写，而且还带着几分幽默和智慧，带有直击灵魂的冲击力。有人说文学高于生活，也有人说生活远比文学更深切。不难理解，作者的语言，当然是作者对生活本真的精准拿捏，是对一段时期内生活的酸甜苦辣的发酵和提炼。
作者成功地达到了“中国精神”乡村书写的新高度。《乡村里的中国》是作者笔下的故事，是作者眼中的深情，是作者心里的精神。《乡村里的中国》也让我们看见了乡村的故事，体味到了作者、时代和人民的多重深情，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伟大的“中国精神”。这部佳作，不仅是作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献礼，其竭力表现的强大的“中国精神”内核，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胜前景。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