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什么？是一面面热情挥舞着的五星红旗，是一幕幕令人铭记的历史瞬间……它们，凝聚成亿万人的信仰。国家富强，科技发达，人民幸福。这，是信仰的力量。

回忆叶剑英和古大存的革命友谊

杨 立

古大存，广东省五华县人，生于1897年4月24日。叶剑英，广东梅县人，生于1897年4月24日。古大存和叶剑英是生于同一时代、同一东江地区的共产党人，自始至终，走同一的革命道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他俩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北伐时期成战友

北伐时期，古大存来到广州，进入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博，是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员，陈独秀是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们常到该校讲课。古大存在此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1924年春，古大存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军。

叶剑英一向追随孙中山革命。1924年5月，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建国粤军，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张民达任第二师师长，叶剑英为师参谋长，张民达兼第四旅旅长，莫雄任第三旅旅长。张民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民主革命的骁将，广东梅县尧塘石螺岗人，生于南洋，在南洋参加同盟会，对孙中山忠贞不贰。他十分器重和信赖叶剑英。古大存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张民达部负责战地宣传，同叶剑英一见如故，叶剑英还把第三旅旅长莫雄介绍给古大存相识。叶剑英和古大存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属“大同乡”，都讲客家话，都是客家人，他们都是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可谓志同道合。古大存对叶剑英很敬重，这不仅因其是同乡，在革命军中的地位较高，更因为叶剑英是一名儒将，在诗词歌赋和古文方面造诣颇深。古大存读过私塾，又乐于平仄之道，正好互相唱和。共同的信仰、经历和志趣，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古大存跟别人谈起叶剑英和他的家乡时，总喜欢讲兴宁、梅县、五华的不同之处。他说这三个县相邻，县城之间也仅相隔几十里。五华是个穷山区，石匠多，性格强硬。梅县是个教育发达的侨乡，历来出秀才、学者，是古之嘉应州。兴宁则商业发达。三县相邻，人的性格迥异，历来人们都说“没有梅县人写不赢，没有兴宁人讲不赢，没有五华人打不赢”。他说梅县文人多，以嘉应才子著称，善诉讼，能写状纸，辩论起来头头是道。而兴宁人则善经商，有“无兴不成市”之称。古大存说，幼时读书，要自己带柴米到学堂起伙。五华人挑个担，一头放柴、一头放米。梅县人很斯文，一手提米，夹着几块柴，还要用报纸包起来。五华学生遇到，一定要用手指戳破梅县学生裹着柴的报纸，让大家看个明白。

宝塔山下乡情浓

1940年底，古大存率参加中共七大的广东和南方代表，经过一年的跋涉，到达陕北延安，与先期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的叶剑英又聚首了。

在延安时，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长，住在王家坪；古大存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古、叶二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也不住在一起，但每到假日，古大存总要过河到王家坪去看望叶剑英，还经常同萧向荣、伍晋南等一起聚会。这些广东人，以为窑洞是戏剧《平贵别窑》的那种窑洞，也不习惯北方的饮食，只能以小米权充大米。由于是供给制，伙食分大中小灶，吃的都差不多，所以平时很少聚在一起吃饭。因此，古大存若搞到狗肉，必定要请叶剑英等一起进餐，外加酿豆腐。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1人、候补代表221人，共762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广东地区党组织出席七大的代表由三部分组成，共19人，由古大存任团长。5月11日，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广东地区代表团团长古大存作了广东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经验教训的发言。5月23日，大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广东地区代表叶剑英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6月9日，大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正式委员44人，广东代表叶剑英当选。6月10日，大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选举中央候补委员33人，广东代表古大存当选。

携手共主粤府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古大存以人民解放军代表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古大存在政协会议中，担任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华南代表组副组长。

在政协会议期间，古大存两次给家中写信。第一次去信说，中共中央鉴于他现任东北交通部部长，拟要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由党外人士章伯钧担任。在此之前，叶剑英对他说，中央已决定叶本人回广东，不再在北京市当市长了。叶希望古大存也一起回广东，但尚待中央决定。古大存表示听从组织安排。不久，古大存第二次写信回家，告知：周恩来已找他谈话，说因为古大存是广东党组织早期的党员，在广东有影响，故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广东工作。经过叶剑英解释说服，方方也同意古大存回广东工作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的决定。

1949年9月初，叶剑英和跟随他南下工作的200多名干部到达江西赣州，中旬，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市召开了三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指示，成立了以他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赓、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的新的华南分局；后来增加谭政为第三书记，方方任第四书记。会议部署了南下解放广东和治理广东的一系列工作。古大存则由于仍留在东北工作一段时间，来不及参加赣州会议。古大存是1949年12月3日下午到达广州的。

古大存从东北回到广东，住在东山梅花村，当时华南分局就在梅花村办公。第二天叶剑英便亲自登门看望古大存，向古大存讲了赣州会议的情况。叶剑英说，方方分工管党群和政府工作，但坐在华南分局办公，不去省政府。省政府的日常工作，全由古大存处理，由古大存兼任省政府党组书记。为便于古大存开展工作，叶剑英还让古大存兼任民政厅厅长。因为在当时，除经济工作外，不论是政治、社会、优抚、救济、老区建设、社会福利以至人事和委派县长等，均归民政厅管。这样安排，有利于古大存抓实际工作，不会同方方管的事交叉。古大存领会叶剑英的意思，请叶剑英放心。叶剑英还把1947年在山西就跟随他当秘书的李玉山安排到省政府当秘书科长。当时机构很精简，设科不设处。

在梅花村，古大存由于孩子多，家中人口多，住得挤。后来，叶剑英从东山二横路原宋子文的住所搬到小岛，便叫古大存搬到他的原住房去，还留下了全部家具给古家使用。当时，房子的分配，全由机关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个人不能随便搬动。古大存搬到东山去住，反映到华南分局，后来，据说方方曾问过：“这是怎么回事？”古大存的随从人员便告诉行政处，这是叶剑英叫搬过去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可见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叶剑英对古大存都是非常关心的。

1950年，罗瑞卿一家到广东，叶剑英全家陪同罗家游珠江，还让古大存一家陪同游览，在今珠海的前山，共同遥望澳门景色。

当然，古大存对叶剑英也是非常关心的。1952年，国民党有个“暗杀名单”，社会秩序也很乱。当时公安警卫部门负责人宋志英，亲往古大存家，研究如何做好对他的警卫工作。古大存说：“我没关系，你们不用管了，你们把参座（指叶剑英）管好就是了。”

实事求是爱憎同

叶剑英和古大存都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对一些重点统战对象，他们都积极保护。他们同保莫雄就是一例。

莫雄是同民党的一位老将领，曾为共产党做过许多好事。广州解放时，莫雄已住在香港。叶剑英在广州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见不到莫雄，便多方打听，后听说他在香港，便亲自写信叫人去香港把莫雄找回来。当时有人说，莫雄在粤北有罪恶，土匪都叫他莫大哥。叶剑英说：“莫雄过去确实干过反革命，但他后来对革命工作有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人的功劳嘛！”在镇反和反右运动中，古大存力保莫雄。他说，莫雄对共产党曾立下几个大功劳，其中有他向中共中央递送了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铁桶围剿”计划。

然而，当地农民和土改干部不清楚莫雄的贡献，纷纷向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呈交揭发信函，韶关地区到处抓“惯匪莫雄”，要求拉莫雄回英德交群众斗争后就地枪决。

当时，华南分局秘书长和社会部副部长不明事情真相，已批准枪决。古大存知道后直接去找陶铸说明莫雄的历史，并告知是叶剑英叫莫雄从香港回来的。陶铸接受了古大存的意见，莫雄被保了下来。古大存不但保了莫雄，而且在去英德检查土改工作时，发现莫雄的别墅被乡政府占用了，便批评当地干部：“你们怎么把我们莫大哥的房子都给占用了？”遂退还。

在反右派运动中，古大存又一次力保莫雄。莫雄在帮助中共整风的大鸣大放中，在罗翼群、张穆等撰写的《社会主义孝道》上，参与了署名。1956年7月，莫雄在一个大会上作了《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发言。发言中批评某些公安人员，对一些旧知识分子往往随意提堂训话。莫雄指出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8月6日，《南方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发言，对公安机关触动很大，认为他讲得有理。但到了第二年，即1957年6月，却成了罪状。经审定，要划为“右派分子”。

这时，古大存也正处于被揭发批判之中。然而，即便身处逆境，古大存仍又一次挺身而出，为莫雄据理力争。古大存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过去为党作过许多贡献。他这次鸣放是响应我党的号召，真诚来帮助党整风的。他是个直性子，说话没有分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做错了，我们可以批评、教育他，让他认识过来，不能抓到人家一点差错，就置于死地。”省委统战部终于接受了古大存的意见，同意不将莫雄划为右派。

古大存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尤其是统战政策，他执行得很严格。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章达（当时广州市是中央直辖市，属省级，1954年全国行政区域调整时改为省辖市），应当说是在广东地位最高的爱国民主人士了，但在土改中，东莞县厚街派了几位农民到省人民政府找李章达，要拉李章达回乡，退租退押。李章达身体不好，没有到机关来办公。古大存听到后，自己跑到会客室去见农民。在问明对方来意后，和气地说：“你们可知道李副主席的历史吗？”他继续说：“李副主席是个革命者，从青年时代便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清王朝的统治，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救过我们许多革命同志，是我们党的好朋友。”来人说：“他家是地主，收田租，剥削过农民。”

古大存说：“那是历史造成的。李章达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出来革命了，他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他拥护我们党的土改政策，你们要退租，我相信他是会同意的，为什么要拉他回去呢？”

古大存说：“李章达副主席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在香港秉承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联络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盟，同我党结成了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在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这一伟大事业中是功不可没的。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护吗？”

古大存这一番话让东莞来的农民心服口服，连忙说：“我们不了解情况，做错了，我们这就走。”事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1953年2月9日，李章达去世，广东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称李章达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以表彰李章达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这在当时是非常尊敬的称呼和非常高的评价。

叶剑英离开广东到中央工作后，古大存每次上京开会，都要去看望。在会议休息日，古大存还陪叶剑英聊天，有时还共同去游十三陵等地。

对广东土改做法的分歧，成为广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始时，叶剑英找古大存谈了，因为古大存在东北搞过土改，有经验，叶剑英有意让古大存出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古大存也欣然应命。但后来方方表示他要亲自抓土改，遂由方方任土改委员会主任。古大存完全服从叶剑英的安排，并表示他不当主任，也同样可以搞土改试点，以便取得些经验供面上参考。后来他组织了省人民政府机关两批干部，每批600人，分别到台山、英德搞土改，竭诚支持叶剑英、方方对广东土改的政策和做法。后来，广东的土改被指责为“和平土改”，方方受降职处分，李坚真作为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兼三县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团长，被“下放锻炼”。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广东土改的批评，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违心地作了检讨。由于受此事的打击和工作过度劳累，叶患病离穗去北京治疗休养。后来，叶剑英曾说：“我挨了一记闷棍”“有人告了我的御状”。对于因“和平土改”受到牵连的干部，叶剑英颇为不安，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古大存被指责“反对省委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正确领导”，被打倒了，无人可以诉说心曲。与叶剑英南北遥隔，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偶尔能相见，叶剑英成了古大存唯一可以倾吐冤屈的老友。对此，叶剑英心中明白，但当时确实也无能为力。

古大存、冯白驹被定为“反党联盟”后，叶剑英仍以特别的方式关心、帮助古大存、冯白驹。1961年和1962年间，叶剑英先后把古大存的两个儿子和冯白驹的长女，介绍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书。

后来，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长子叶选平，都先后到古大存家，看望古的夫人曾史文，表示慰问。

友谊长留青史间

叶剑英对广东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习仲勋、杨尚昆到广东工作时，叶剑英特别叮嘱习、杨二人“要注意解决好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搞好团结”。

1980年底，任仲夷调广东前，叶帅也曾特别交代他：一定要注意搞好团结。

叶剑英逝世后，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悼词，根据广东土改的实际情况和叶帅生前的意见，专门对广东土改等问题作了澄清，肯定当时叶剑英、方方对土改的主张和做法是正确的。后来，古大存的冤案也得以彻底平反。

如今，古大存和叶剑英已先后逝世。然而，两人的精神风貌、两人的深厚友谊，将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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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立（广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