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开始，随着茶品增多，以及文人士大夫间清饮雅赏的流行，茶客们逐渐对饮茶方式有了更高的追求。

如果系统的去追溯饮茶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经过唐代陆羽改进、规范、提升后的煎茶之法，也是民间煮茶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去芜存菁，提炼、发展起来的清饮方式。

明代，文徵明《品茶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或用葱、姜、枣、橘、 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这只是陆羽为代表的部分文人的声音与质疑，而民间的煮茶习俗，却依然风景这边独好，依然是我行我素，如火如茶，“而习俗不已”。随波逐流的大众饮茶口味，往往偏重于实用，故其接受程度，可能是最高的。

在数千年的中国发展史中，普罗大众一直苦于食物短缺，因此，在古老的中国，没有任何事情比首先吃饱肚子更重要。未来解决饮茶中的饱腹感，古老的撮泡饮茶法，便在民间蓬勃发展。

北宋 赵佶 《文会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论客》中写道：“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三人以下，止热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

从明末《茶疏》的记载能够看出，针对层次不同的人群于人数，存在这迥然不同的饮茶于代课方式。如果来的是泛泛之交，仅需用平常的茶应付一下就好。若是素心同调的良伴知己，就需要好茶伺候。可见，明代的撮泡饮茶，就是用来招待众客之用的，而不适合山人名士，高流隐逸之辈的清饮。

明末高濂在《遵生八箋》中写道：“凡饮佳茶，去果方觉清绝，杂之则无辩矣。”

是否加入果蔬，是文人品茶于民间吃茶的认知差别，也是清饮与混饮的根本区别。文人雅士寄情于茶，借茶以明心志，在茶中寻求身心的清闲。

可见古代人文追求的是与人格相契合的茶之精清淡雅，与茶之真味，容不得茶中有丝毫的杂味与俗气。

南宋 刘松年 《撵茶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雅士批判搓泡茶，失去了茶之真味，并夺茶之香之色。要保持追求茶之清雅这都没有错。但是无论在民间市井，还是诗礼簪缨贵胄之族，一盏果子茶，不都照样吃得不亦乐乎？无论什么茶，如何饮，都是形式。只要心无俗气，俗中求雅，雅俗之隔，无非是胸中数千卷书耳。

因此《礼记》中：“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饮茶的雅趣在于涤凡心、移性情、养俭德、致中和。而不在于心智分别的茶之粗细，或是饮之清混。

自古至今，茶饮、茶器、茶事，一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茶不仅仅为解渴润喉之物，还有“可以清心”的意韵。无论文人雅士还是普罗大众，都能品味出茶的情趣。至此，茶可谓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红茶缘起于中国正山小种，出现在16世纪后，其背后隐藏着一段美丽的红茶韵事。

闽东功夫红茶和武夷正山小种红茶都从福州口岸出口，国外开始以福州方言称正山小种红茶为Lapsang Souchong(福州地方口音对松发Le的音，以松材熏焙过则发Le xun的音。对以松材松材熏焙过的正山小种则称Le Xun小种红茶。LapSang 则是Le Xun的谐音。）

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称：该名出现于1878年至今桐木村正山小种出口，使用Lapsang Souchong 或Lapsang Black Tea 以当地的发音作为这款红茶的名称，可见正山小种撼动欧洲的影响。

小种红茶的制作，有萎调、揉捻、发酵、烘焙四大核心工序，尤以发酵最为关键。红茶的各种香味、口感皆因发酵而产生。

发酵过程中，以儿茶素为主的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聚合，形成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聚酯型儿茶素等水溶性氧化产物。这些水溶性氧化产物与茶多酚、咖啡碱、氨基酸、可溶性糖等物质共同构成茶汤的滋味。

五泡之后仍有余香，始，花香之韵味，尾，枣之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