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也是一位动荡时代的忠实建设者。他从清末秀才到留洋博士，从地质学奠基人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国政协委员，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极具传奇色彩，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中福公司整理专员、全国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的身份，通过大刀阔斧整理矿务，支持中福公司南迁，不仅使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煤矿在短时间内起死回生，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证了中福公司迁至抗战后方，合资办矿，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保障。

临危勉力受命

上任整理专员

翁文灏（1889-1971），地质学家，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字咏霓，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翁文灏1912年回国后，参加丁文江等办的地质调查所，曾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翁文灏在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勘探、地震研究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3年6月，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河南省政府的推动下，中原公司和福公司改组成立中福公司。中福公司成立后，两公司各有董事和监事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董事们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还有小煤窑的竞争和冲击，再加上工潮迭起，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煤矿一片混乱，职工工资、铁路运费、窑木价款连连拖欠。期间，中福公司虽向河南农工银行和福公司借贷60万元巨款，但仍不能缓解窘况，亏损日趋严重。河南省政府曾接连派遣三人主持矿务，都束手无策，中福公司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困境，使福公司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

1934年7月，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在英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来到庐山，面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派出“干练人员”，彻底整理中福公司矿务，甚至提出“自愿放弃特权，对整理矿务不加干涉”。于是，蒋介石便委任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秘书长翁文灏为中福公司整理专员，赴中福公司整理矿务。

勠力整理矿务

创造扭亏奇迹

1934年11月，翁文灏带领总工程师孙越崎、张兹闿等8人，到河南省政府与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交涉，希望刘峙不要干涉中福公司矿务整理工作。

12月10日，翁文灏到焦作煤矿上任后，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颁布了经过修改的《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十条。明确宣布：整理时间定为两年，在整理期间，中福煤矿由河南省政府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解散中福公司董事会，在整理期间，由整理专员和总工程师代行中福公司原有总经理、协理的职权，并停止总经理、协理和中原公司董、监各员的待遇；还明确宣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低薪额、剔除浮费，对于过去公司聘请的那些“参议”“咨议”“顾问”等一律予以裁汰，停付干薪，并停止实业部驻矿监察员之经费。据资料记载，一共裁减了1500多人，每月可节省开支15万元。

《办法》实施后，翁文灏开始狠抓产、运、销业务。在生产方面，通过改进煤矿工程技术，停止过度开采，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将原煤产量由日产3000吨提高到5000吨，吨煤成本由7元降至2元。在经营方面，从金城银行借款30万元清还拖欠职工工资，偿还铁路运费欠款和其他债务，还“加聘良医，增多医院，以治疗各种伤病”，此举极大地稳定了人心。在运输方面，协调处理与道清铁路的关系，严格执行装卸时间，同时与道清铁路约定停运非法土窑煤炭。在销售方面，采取凡是有其他煤矿竞争的地方，实行压低售价；没矿竞争的地方，则抬高售价，保证每吨平均盈利1元，形成中福公司的垄断地位。一系列整理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益。1935年，中福公司产煤达105万吨，利润112万元，基本实现产、运、销、利“四个一百万”的总体目标；1936年，生产煤炭125万吨，盈利达170万元，圆满完成整理任务，创造了扭亏为盈的奇迹。

中福煤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后，获得了中英双方的一致好评。据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向蒋介石秘书杨永泰报告称：“中福公司自翁文灏专员接事后，整理顺手，业务日臻上乘。”同时，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了中福公司整理成功的情况，介绍了翁文灏和孙越崎如何治矿有方，使中福煤矿的管理水平达到了以往从未达到过的高度。这篇文章发表后，福公司的股票在伦敦股票市场上开始大幅度上涨。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更是“极表欣慰”，声言西人在华投资，经理人必须用中国人“方能得当”。

注重矿业教育

助力中福南迁

1934年，在中福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准备将焦作工学院移交河南省接办，公司停止教育经费的支出。在这决定学校命运的关键时刻，作为中福公司整理专员的翁文灏来到焦作煤矿。翁文灏深知，焦作工学院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矿业高等学府，办好这所学校对发展中国的矿业特别是煤炭工业有着重要意义。如果学校被地方接办，经费可能没有保障，学校前途将大受影响，所以力主中福公司设法调剂经费继续办好这所学校。在翁文灏的坚持下，焦作工学院不仅没有移交地方接办，而且还决定中福公司从1935年起在原有经费的基础上每月再增拨1000元。后来由于煤矿经营好转，中福公司又为学院提供了更多经费支持。翁文灏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经常到学校视察，为师生作地质学的学术报告，安排学生到中福公司实习，毕业时积极安排工作。1934年，他赠送学校岩石52种、矿石53种和一批地质专业图书，扩充和丰富了学校地质矿物陈列室和图书馆。1935年10月，在他的倡导下，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第五届年会在焦作工学院召开，我国著名的矿冶、地质专家、学者、教授40多人与会，使学院成为我国矿冶、地质的学术重镇，推动了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准备在武汉与日军决战，兵员调动频繁，铁路运输繁忙，机车用煤量激增。而此时，中福公司大批人员、设备迁至武汉，中福公司董事长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兼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在武汉负责全国工矿调整事宜。于是，翁文灏安排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与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在武汉会谈，商洽合作开发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通过协商，资源委员会和中福公司于11月15日签订了《合办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草合同》，并在汉口成立湘潭煤矿公司，将矿厂办事处设在谭家山，翁文灏担任湘潭煤矿公司董事长。经过10个月的紧张工作，谭家山煤矿日产量在390吨左右，共出煤炭42975吨。这些煤炭通过湘江船运，大部分销售到长沙、武汉两地，支援抗日战争。

1938年3月，随着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中福公司机器设备集中存放在汉口，急需迁川。翁文灏获悉后，安排孙越崎与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兼天府煤矿董事长卢作孚会面，商谈运输机器设备和人员进川事宜，并与卢作孚达成合作开发天府煤矿意向。随后，在中福公司机器设备和技术骨干到达重庆后，先后合办扩建了天府、嘉阳、威远、石燕四个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全部用于抗战后方能源之需。

对于翁文灏个人来说，此次整理中福公司，调度南迁设备和人员，支持抗日战争，充分展现了他在地质科学之外的行政能力。抗战胜利后，他相继在国民政府多个部门担任要职，并拒绝了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我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共中央对翁文灏给予了较高评价，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认为上个世纪“从20年代到40年代，他为地质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焦作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嘉林 崔立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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