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1904—1994），浙江杭州人，著名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我国敦煌学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1923年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7年赴法国留学，1943年到敦煌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5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9年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1982年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在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中，率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仁艰苦奋斗数十年，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2212期，内容有删改。

他十载寒窗留洋，半个世纪苦旅敦煌，为中国艺术发展、为中国文化事业走向新的世纪奋斗一生。他从“为艺术而艺术”走向“为生活而艺术”，而后倾注全力献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事业。他曾说：“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他一生所爱，只在敦煌。他，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 《敦煌九层楼》 布面油画 1952年

▷ 重庆—敦煌：与敦煌共命运

“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我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

1943年春，常书鸿率领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共六人，如中世纪的苦行僧一般，沿着古丝绸之路，伴着黄沙漫漫、驼铃声声，踏上了最艰苦的最后一段敦煌之行。

当那一片密如蜂房的洞窟真真切切出现在常书鸿眼前时，他欣喜万分。下一刻，来自三危山上的太阳光又恰好洒落在洞窟中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散发出动人心魄的光彩。这一幕令常书鸿久久难以忘怀：“在我几十年从事艺术创作的生活中，这是一次罕见的‘圣迹’。”

常书鸿 《走向莫高窟》 布面油画 1951年

抵达敦煌后，这群热爱祖国文物的青年人，怀着无比赤诚的初心和高涨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了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苦，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守护敦煌的决心。

“我们不顾一切困难，首先雇了一百多个民工，沿着千佛洞崖面，用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八百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在沙漠中筑墙，就需要动用很多人力到远处去搬运黏土，加上打墙本身的劳动，这项工程总共花了一万多块钱。接着，为了整理洞窟，第一步必须先清除长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据工程师估计，堆积成山的流沙体积超过十万立方米。此外还要修路、植树，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等。这一切，我们从春到冬，整整大干了十个月……”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从此结束了敦煌莫高窟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另一边，在常书鸿的不断鼓动下，妻子陈芝秀也于1944年带着一双儿女从重庆来到敦煌，并加入了临摹复制的工作队伍。

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忽然宣布要解散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紧接着，抗战胜利，举国欢庆，研究所里的很多人相继离开，一副曲终人散的凄凉景象。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等在莫高窟前合影

与此同时，身膺重任的常书鸿又经历了一场“家变”——对生活早有不满和牢骚的妻子，“忍心丢下她的两个儿女和艺术事业，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

这一切打击使常书鸿的身心备受创伤。研究所顿转萧索，只剩下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幼子常嘉陵和几位非专业人员。常书鸿视敦煌为安身立命之本，其他已无所顾忌。他深知，研究所要想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向社会发出呼吁。

陈芝秀走后，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幼子常嘉陵一家三口在莫高窟的林荫路上

左思右想后，常书鸿决定带着一双儿女赶快上路，先前往兰州，再奔赴重庆，以解决研究所面临的困局。出发时，偌大的研究所只剩下两位役工守摊子。

在兰州，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举办了一场宣传敦煌艺术的联合画展，展出父女二人作品80多件，画展大获成功。在重庆，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常书鸿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对于敦煌的重要性，特别是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和出版敦煌读物与图册的重要性。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合影

总体来说，这趟重庆之行可谓成果显著。1946年6月，常书鸿从重庆新聘了一批艺专毕业的大学生，购置了图书、绘画器材及生活必需品，乘着新得到的美式十轮卡车，一路翻山越岭，返回敦煌。

回到敦煌后，常书鸿以百倍的信心重新投入工作。他认识到，临摹工作也就是保护工作，他准备用3年时间，克服一切困难，临摹出一套代表各个朝代不同风格的优秀壁画和彩塑的摹本来。

1947年，常沙娜临摹的燃灯菩萨（常书鸿题字）

1947年，一群青年美术工作者的到来，使常书鸿和研究所的人员们喜出望外。李承仙也在“这批生龙活虎的主力军”之中，后来她不仅成为常书鸿得力的助手，而且成为常书鸿志同道合的伴侣。

在众人齐心协力、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下，不到3年时间，他们以忠实于原画的风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精心绘制了历史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边饰图案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飞天选等十几个专题选绘的800余幅摹本，摹本总面积达600多平方米。

1947年，常书鸿与李承仙的婚纱照

1987年，李承仙协助常书鸿创作《丝绸之路飞天》

1950年冬，常书鸿接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的指示，将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次敦煌文物展览会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莫高窟工作的第一次检阅和召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举办的最大的一次文物展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展览会设在午门城楼，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观众——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逐个展览室进行检阅，充分肯定了常书鸿他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工作的成绩。仿佛是有天意，也正因为此次展览会，常书鸿在战火流年中遗失了14年的“法国留学十年的精华”（共包含50幅作品），在瑞士驻华使馆公使的帮助下，又奇迹般地、完整无损地失而复得，其艺术的脉络与生命得以在时代的变迁中延续下来。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修栈道

定居敦煌后，常书鸿还立下了规矩，每年都必须种植树木，要把树林带逐年向北延伸扩大。经过40多年的努力，新树林带已延伸到下寺1公里以外，这对改造黄沙戈壁的自然环境无疑是件百年大计之举。

从1943年到达敦煌，到1982年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并举家迁往北京，常书鸿在敦煌开展了长达40年的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工作。40年风雨历程，常书鸿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敦煌事业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历经人世沧桑，为敦煌艺术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为祖国艺术宝库的保护和研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20世纪50年代，常书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

20世纪50年代，常书鸿（左二）在指导敦煌文物研究所工

作人员临摹壁画

▷ 敦煌与油画：献身中国现代艺术事业

“他破釜沉舟去了敦煌，经受了更为艰苦的生活考验，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画笔，他以作画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感受……”

常书鸿是早期中国留法艺术家中油画领域的佼佼者，来到敦煌后，受敦煌艺术的直接影响，其油画创作又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在敦煌，他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敦煌艺术的保护与研究上，只能忙里偷闲画些油画，而这些油画又无不与敦煌艺术息息相关，有的直接描绘敦煌石窟，有的则受敦煌艺术的启发，在表现语言上继续探索民族风格。

常书鸿经常突发性地拿出画箱、画架，迅速地画着他感受到的景或物，如象征着莫高窟的九层楼，他能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感受和心情去描绘，体验这蕴藏着千年遗迹的敦煌艺术殿堂。不论是哪个角落，凡能够触及画意的，他都不放过。

常书鸿 《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 布面油画 1954年

常书鸿 《雪朝寒雀》 布面油画 1949年

敦煌的冬季是漫长而寒冷的，滴水成冰，洞窟内无法作画。常书鸿就利用这个临摹的淡季，组织大家在室内围着火炉画素描、速写，训练造型的基本功，请来的模特儿都是当地憨厚纯朴的老乡。

常书鸿还利用冬季深入少数民族哈萨克族牧民生活区体验生活，住毡房，骑马，吃手抓羊肉，画生活速写，留下了一批生动、有意义的作品。

常书鸿 《敦煌农民》 布面油画 1947年

常书鸿 《蒙古包中》 布面油画 1954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步入晚年的常书鸿仍勤奋创作，满怀激情地用画笔歌颂新时代，表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欢欣鼓舞之情。

作为探索油画民族风格的先驱、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现代艺术事业。不管是从事油画创作和拯救工作，还是从事保护敦煌艺术工作，他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促进中国艺术的繁荣，让中国民族艺术立足于世界之林，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

常书鸿 《水仙花》 布面油画 1974年

常书鸿 《攀登珠穆朗玛峰》 布面油画 20世纪80年代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带着对敦煌艺术事业无限的希望和未竟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他的部分骨灰如愿被送回了令他牵肠挂肚半个世纪的千佛洞，将与千百年来为敦煌艺术付出心力的无数创造者一样，与敦煌的艺术一同永存！他那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无私的献身精神，将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灵！

常书鸿 《从协和医院病房眺望》 布面油画 1989年

1991年两会期间，常书鸿、常沙娜父女在香山以代表身份相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