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馨茹 钮迎莹
新闻实践范式转变提示新闻价值的多元化可能
新闻价值一直是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范式创新与价值重塑已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新闻价值要素的确定，受到不同参与者的立场和观念的深刻影响，并与社会情境紧密相连。赵一菲、牛静在《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研究的审思与展望》（《新闻记者》，2023年第11期）中指出，新闻实践的新一轮范式转变提示着新闻价值的多元化可能，未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新闻价值进行研究。如基于文本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应该为何；比较多元行动者视角下新闻价值判断的差异并提炼共识；关注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的差异，以讨论与确定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特色。
围绕数字内容生产标准新维度建构展开探索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数据生产模式呈现专业化、智能化、系统化等特点，数字内容产业初具规模，丰富的研究内容得以呈现。范以锦、郑昌茂在《信度•丰度•力度：数字内容生产的新维度建构》（《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12期）中提出，要建构以信度、丰度和力度为核心维度的数字内容生产标准，建构更专注于内容权威性、丰满度、价值性的新生产维度，以尽快摆脱流量思维下的“亚健康状态”，纠正发展过程中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真正回归真实真挚而非速战速决；回归创新创作而非克隆模仿，进而创作更多让受众和用户“信得过，花得值、觉得赞”的优秀数字内容产品，实现良性化、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关于AIGC对媒体融合影响的研究持续深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新型智能形态正深刻地改变着新闻传播业的面貌。作为一种新变量,AIGC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较大冲击,也引发了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新思考。
谢湖伟、简子奇、沈欣怡对30位不同层级媒体的业界人士进行深度访谈,梳理撰文《认知框架视角下AIGC对媒体融合的影响研究——对30位媒体融合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年第6期）。文章指出了AIGC对媒体从业者认知框架带来的三个维度的转变。第一，AIGC激活了媒体融合从业者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舆论引导能力” 认知框架,大部分媒体融合从业者都认为AIGC对媒体融合有所助益,认为其是媒体融合可利用的工具,甚至对AIGC寄予厚望,是传统媒体在错失互联网阵地后“重新出发”的大好机会。第二，从业者相信，AIGC能够按照“搜索—整合—定制”的逻辑,为不同的用户提供前所未有的个性化服务。第三，AIGC不仅激活了媒体从业者认知逻辑上的表层框架,更契合了其由价值体系和世界观构成的深层框架,其中默认的价值理念也在AIGC的刺激下被强化。
与此同时，文章也提示了少数从业者所表达的“危大于机”的忧虑： AIGC 仅是一种“新工具” ,对媒体融合只能带来外部刺激,无法实现根本变革,甚至使媒体进一步落后于时代要求。
中国本土数字新闻学理论赋能技术议题探讨
在当前的新闻传播行业中，技术已成为推动发展的关键因素。正视技术的结构特性并围绕技术变革推动理论发展，新闻传播学界已形成共识。梁君健、杜珂发表的文章《技术话语与数字新闻学理论的本土特征》（《新闻界》，2023年第10期）将“技术”视作核心概念，探讨其在话语系统，尤其是在特定话语共同体中的稳定意义，思考其对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价值。
梁君健、杜珂认为，与西方数字新闻学理论相比，中国数字新闻学领域的国家话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技术议题，分别是技术乐观主义、技术辩证法和技术领导权。其中，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及政治语境对元新闻话语展现出显著的影响力。中国本土的数字新闻学理论对于技术议题的探讨应在“数字”与“新闻”的关系中展开，将“新闻”视作与专业领域相关但又延展到专业领域之外的一整套政治文化体系，在考察技术给新闻带来的延续与变革的同时，也应当探讨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念的独特性给技术应用和技术认知带来的影响。
历史与比较视野为平台化劳动研究提供路径
智能传播时代作为一种全新的形态与阶段，其核心的传播媒介为“数字平台”。近年来，数字平台和平台化数字劳动进入研究者视野，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对平台、劳动与媒介研究的历史回溯和理论观照十分必要。
孙萍、廖文钰、陈欣欣在《关于平台、劳动与媒介研究的历史回溯与理论思考》（《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随着技术中介化的加强，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边界在时空层面不断扩展，具体表现为劳动时长增加、劳动场所的空间模糊化。伴随着智能传播的深化，平台化劳动者正在生产双重价值：在现实世界中，平台化劳动者通过愈发繁重的身体劳动换取报酬；在虚拟世界，劳动者们正作为“数据采集工”源源不断地为平台提供资本增值的数字资产。具身性、数据化、关系性成为平台化劳动的三大重要特点。
孙萍、廖文钰、陈欣欣对平台化劳动的未来提出了前瞻式思考。他们认为，平台化劳动既是全球议题，也具有鲜明的在地特色，跨地域、跨学科的关于法律政策、技术伦理、政府监管等议题的讨论也为平台化劳动的横向比较提供了可能。回归历史与比较的视野，从新现象中看到老问题，从老问题中拓展新思路，可能是中国平台化劳动研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增进交流互通的重要路径。
人机传播呈现更为复杂的组织化、结构化特征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人机关系、人机传播等人与机器之间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全燕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提示了认识人类与机器、软件算法、智能代理之间纠缠共生的关系性本质的新思路。在《重组人机——行动者网络中的人机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0期）中，全燕指出，人机传播并不只体现为单一环境下的人机沟通，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作为一种组织实践，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智能技术尤其是算法系统的扩张，促成了一种新的理性控制形式，使机器行动者日益渗透社会组织中，正在发展出一个新的人机结构化空间。这使人机传播不再停留于“人—机”行动者之间个别关系的建构层面，而是深入社会组织内部，发展为一种系统性的组织传播形态。人机传播本身也相应地具有更为复杂的组织化、结构化特征。
在“机器行动者在改写传播，人机传播作为一种组织传播形态也在影响社会”的当下，如何进一步扩展行动者网络的版图、将人机关系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物质性结构中、 从行动与组织结构的关系角度深入探讨人机传播的组织化实践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新闻传播专业开设“流动全景图”提供新闻传播教育观察新视角
新闻传播教育关系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新闻传播专业的设置又影响着新闻传播教育的水平。张大伟、谢兴政聚焦近2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的开设情况，绘制和分析新闻传播专业开设“流动全景图”。
《新闻传播学专业设置20年“流动全景图”：趋势、特征及影响因素》（《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10期）指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成立以来，专业数量迅速增长；专业点增设数量呈“先急后缓”式上升，普通本科院校渐成主力；传统媒体对应专业“先扬后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因“势”而起；985、211高校专业调整，广告、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受独立院校欢迎；专业布点与区域经济、媒体产业联动，名校辐射作用显著；专业点所属学院“新闻与传播”“人文”占据半壁江山。新闻传播学专业设置及专业布点呈现出“双增长”趋势、新兴专业应需产生、专业数量持续增加、各有侧重和各具特色的专业点布局等发展态势为后续新闻传播教育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参照。
马克思恩格斯的电讯批判与新闻创新为新闻业发展提供启示
电报技术是推动19世纪新闻业发生重大变革的技术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技术革新的机遇，创造性地使用电报催生的最新新闻体裁——电讯。在《顷刻传遍世界的神话：马克思恩格斯的电讯批判与新闻创新实践》（《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中，孙曌闻聚焦马恩推动电报技术从垄断走向社会化的实践，并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创新实践，为新技术语境下的新闻业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作者认为，当今各种新传播技术从不同角度、维度，以各种变换的形式，全方位融入新闻业，除了可见的各种权力组织的影响外，更多的影响因素是隐蔽的和无形的，新闻真实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新闻业面对传播技术不断融入的挑战，要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创新实践，以宏大的价值叙事和长远的眼光为预设，既积极推动新传播技术融入新闻业，也要同步采用各种应对措施维护新闻真实，保障公众获知真实新闻的权利。
（本文观点选编者黄馨茹、钮迎莹为《青年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