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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大学三年级时读到一段福克纳的访谈：他说一个作家得有三种才能——经验、观察和想象的才能。当时我迷恋于诗歌，对这位小说家的经验之谈没怎么在意。少年时代对于文学的热爱，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即兴操作。虽然糊里糊涂地写了好几十本诗歌，囫囵吞枣地看了无数的文学作品，但是多年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诗集时，却发现自己狂热的少年时代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我几乎是从上千首诗歌中选了那么一百多首诗歌，编定了我的诗集《简单的诗》。这使我领悟到，青春时代在文学道路上茫然地行走，最后的收获却很微小。
　　5年以后，当我再次读到福克纳那段访谈时，我已经把写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小说。这时候我特别看重福克纳这几句话。
　　福克纳生活在美国南方“邮票大的地方”，他的文学也成长在那片土地上。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并且写小说，我问自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能写出什么样的小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我没有什么经验，缺少了最重要的小说家的因子。但就是凭着他那句话，我找到了一点写小说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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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着眼于小城镇的时态人情、我有的只是一种小城镇人的心绪。所以这些就成了我写作的重要素材。当然我也喜欢那类想象的小说，用想象来弥补自己经验的不足，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想一个作家的乐趣也在于此。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当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找到自己写作的乐趣，这对于一个身居偏僻之地的作家来说，相当重要。这样的写作使我保持了一份平稳的心态。
　　俗话说，成事在天，在当今时代，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保持平稳冷静的心态去写作，那么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可能会毁掉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不知道自己在文学上会有多大成就，但是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的作品是最重要的，你只能用自己的作品、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来说话。
　　也许你得不到理解，失去了很多成名的机会，可是你不可以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或者说，不可以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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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应该是作家想象力、创造性的劳动结晶。现实生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渗透到你的想象中。作家余华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强劲的想象可以产生事实。身居小城镇，生活面的狭小可能会限制你的写作视野，我时刻告诉自己，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劲的想象力是至关重要的。
　　那些看起来很写实的作家，其实在字里行间也渗透出非凡的想象力。
　　我喜欢的一位短篇小说大师是美国作家约翰·契弗，他写了很多反映纽约郊区市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看上去都是琐碎平凡生活的写实，但他对于现代城市家庭场景的各种细致入微的刻画、对于“上班族”城市男女的心态的微妙展示，无不显示出一个小说大师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牢记了福克纳的经验之谈，因为这对于身居小城镇的我来说，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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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镇的生活也能使我保持一种顺其自然地写作和生活的心境。我开始写作小说时，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尝试，但是我在大学时读的许多优秀作品使我保持了一种写作观念：那就是当你写了小说，得有人读，并且为你叫好。在当今时代，小说家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小说家希望读者爱读自己的作品，但是小说家又不能投其所好。媚俗和讨好读者的做法自然会损害一个作家的未来，但是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写作也只能使作家更可悲。无论哪一个作家都想做到既能受读者欢迎、又能保持文学的高品位。这当然很难。但是一个作家不能去刻意追求那个。我想顺其自然就是最可贵的。
　　我写作，然后像一个挑剔的读者那样去读自己的作品，如果我满意，那么我可能会取得一点点成功。如果我读自己的作品不满意，那么至少证明这个作品的命运不怎么乐观。
　　在小城镇写作，可以使我脱离了所谓的“圈子”、远离那些使人过于浮躁的东西。用一种纯粹的心境写作，可以使我保持良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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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所谓“地域性写作”没有太多的兴趣，有很多朋友劝我写写地域性的东西，像某某那样，写某某地，也许有机会写出名。我分析一下自己，觉得如果我像某某那样去写作，那会很可笑，就像让大江健三郎去学川端康成、让杜甫去学陶渊明一样可笑。由于交通越来越便利、通信手段越来越灵便，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能让一个作家“独占”的“地域资源”了。所以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汉中人，但我从来不想把汉中或者陕南作为自己写作的“地域资源”。
　　我对于平凡庸常的小城镇人生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地域文化的关注，所以我更喜欢这种超越地域文化的写作。我虽然居住在小县城西乡，但我希望我写的作品跟北京、上海、广州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地方的作家一样。我希望一个读者在读我的小说时，不会一下子就断定我是所谓的“陕西作家”。就这样，我愿意做一个“时间性作家”，而不是一个“空间性作家”。
　　时代生活和想象力就是我写作的全部资源——我有时间经常翻一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觉得中国人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乡土的中国，从这个角度说，在小城镇写作，跟在大城市里写作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