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十四五’期末超过3亿，其中农村老人超过1亿，农村留守老人约1600万，这1600万人普遍存在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经济落后等问题。”这是日前由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主办、中国好公益平台支持的“有爱不留守——互助养老让乡村留守老人有所依、有所为”主题媒体沙龙公布的一组数据。农村养老问题的压力远大于城镇，亟须找到普惠、因地制宜且成本较低的乡村养老服务模式。沙龙上，媒体记者与乡村养老问题专家、社会组织和一线实践者就我国乡村互助养老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和有效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抱团取暖：多地探索乡村互助养老
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基本是以配偶和子女为中心的家庭依赖型网络，主要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网络逐渐弱化，其社交网络格局或结构出现新特点。
沙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刘亚娜介绍，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一项报告显示，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独居老年人将达到5310万户，农村老人和子女共组家庭的现象逐渐减少，老年人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的空巢家庭将大幅增加。
空巢独居老年人在缺乏子女、配偶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抱团养老来突破传统基于血缘、家庭的关系，拓展友缘或地缘社会网络，实现老年人有质量的幸福晚年生活？
“近年来，农村养老问题备受关注，相应政策不断完善。从政策引领来看，顶层设计不断加强，各地积极探讨各具特色的互助养老模式。”刘亚娜说。她介绍了乡村互助养老的基础、特点以及在多地探索实践所取得的经验。例如，辽宁省鞍山市一些郊县创新“春帮秋扶”模式，依靠公益组织，将老年人种地收粮需求与供给服务零距离对接，做到送货上门、耕种到户、收粮在田，实现农村老人助耕居家养老。解决了散居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交流、文体、精神慰藉等问题。上海市奉贤区结合“远、散、弱”及农民的实际需求，尝试“四间堂”模式，通过政府牵头、社会赞助、村委负责、老人自愿机制，为高龄、独居、困难老年人提供便民“饭堂”，实现小圈子用餐、助餐、吃饭问题；休闲“客堂”实现小邻里的联系、互动和交往；快乐“学堂”提供老年教育；自治“厅堂”实现小区域议事……
在众多养老模式中，互助养老具有形式灵活、成本较低的特点。刘亚娜介绍，“互助”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而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参与，二是再就业。她认为，不仅乡村独居老人的子女，其邻居、朋友和社区工作者均可发挥社会化服务功能，乡村互助养老扎根于乡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充分利用乡村低龄老年人的空闲时间和资源，实现低成本相互帮助和服务。
激活内生力才能实现乡村互助养老
在乡村养老领域，活跃着很多社会组织，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简称长益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认为，原本和儿孙一起生活的老年人现在独自留守乡村，照料缺位和情感缺失使得留守老人普遍面临孤独、封闭等问题。目前民政部门已对3%最需要支持的老年群体兜底，其余老年群体还不能享受到全覆盖服务，其中乡村留守老人群体则难以获得社区层面的公益性服务。
钟铁华说：“在乡村做养老服务，务必低成本高效能，既要提供服务，又不能过度服务。”多年来，长益基金会探索实践了以乡村助老员为主体的互助养老模式，即在每个村培养一名助老员，带动一批村级助老志愿者，支持一家县级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构建起“社会组织+乡村助老员+社区助老志愿者”的县镇村三级公益执行体系，为留守老人提供上门养老服务并开展社区公益活动，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等问题，提升乡村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2017年，长益基金会在云南省施甸县开展乡村助老员项目，农村妇女杨建媛成为其中一员，开始为村里30户老人服务，并带动老人的邻居帮忙照顾老人，邻里互动越来越多。此后，杨建媛担任同辈督导员，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培训出30名助老员在本村为老人服务。2022年11月，杨建媛出任施甸县益苗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钟铁华认为，乡村助老员项目的内核是“两个激活”：激活助老员的主体性，激活健康老人和在民政等部门注册的、当地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以下简称自组织）的主体性。前者从项目选人、动机激活、养老及社会工作等专业培训到持续赋能，是系统化支持。后者是激发身心健康、有能力、有意愿的老人以及自组织参与互助养老，有效回应他们“被需要”的需求。“老人，尤其是健康老人是当地最大的人力资源。”钟铁华表示，“这样的服务模式不仅能让健康老人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活动，也为本土人才发展提供了土壤，提升的不只是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还有整个村庄的信任认同，打造了友好、积极、志愿服务的社区氛围，为互助养老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此，刘亚娜也表示：“邻居和朋友等友缘网络可能会成为农村独居老年人的重要支撑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认为，乡村低龄健康老人有潜力，是资源。他们照料需要帮助的老人，能感受到“被需要”和自己的价值。如此，帮助别人的老人实现了“有所为”，被帮助的老人则实现了“有所依”，供需两端得以链接。
陶传进说，要实现供需两端的真正链接，还需要赋予实施帮助的人合适的身份或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助老员。助老员刚开始和老人接触时，双方的信任关系还未建立，而乡村留守老人非常需要关怀和帮助。只要助老员充满温度，最终一定能温暖被帮助的老人。“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着帮助别人的美好意愿，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意愿可以被激活。”陶传进说。
据介绍，长益基金会从2016年开始探索开展乡村互助养老项目，目前已在云南、陕西、重庆等7个省级行政区的160多个村社区项目点培育乡村助老员170余人，孵化、培育社会服务机构7家，激发社区志愿者3000余名，累计为5000余户6000余位老人提供了超过50万人次的养老服务。
乡村互助养老的经验和挑战
早在“十三五”期间，民政部和财政部曾在全国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试点工作，中央彩票公益金投入50亿元资金，先后支持5批203个试点地区。2021年6月发布的《“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求，构建乡镇牵头，村委会、老年人协会、低龄健康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广泛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格局。2021—2022年，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纳入支持范围。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已达13.8万个。
谈到乡村互助养老的现状和问题，刘亚娜介绍，通过实践层面的探索和理论层面的研究，发现了很多共性问题，比如互助养老在基层、在农村地区认同度不高，相关政策仍不健全，互助的范围有限、专业人力资源缺乏等。刘亚娜说，需要深入思考三个矛盾和挑战。
第一是供给侧优化与精准化需求对接的问题，为老年人提供质优价廉、可持续、可信赖的互助养老服务综合方案，即互助养老谁来做，面对空心化的农村、空巢化的家庭，代际分居的现实，有谁可以提供养老帮扶？如何可持续地做、什么情况的老人被帮扶？助老员是很好的角色，当然，还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包括政府主导、企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
第二是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从无到有、再到齐头并进发展的问题。由点及面丰富服务内容：先要有，再做好、做精、做优、做特，之后推广。
第三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经验与开放视野、博采众长、借鉴的问题。她认为，需要进一步优化乡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扎根本土，同时积极发挥地方特色，先行先试。“激活村民活力，让互助养老更有热度。建立激励机制，实现长效帮；促进制度完善，让互助养老更有力度，科学制定服务流程，做到有序帮。”刘亚娜认为，养老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是关键，多元筹资是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标准化和评估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另外，向应对老龄化经验比我们丰富的友邻学习和借鉴，构建以地缘为基础，以居民自愿参与为中心，以交换互惠为推动力进行自我管理、相互帮扶，形成网络化、体系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乡村互助养老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乡村助老员等各方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会组织先行探索出有效模式后，需要与政府部门有效对接，最终要形成养老的社会化解决方案。”陶传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