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江涛认识大约有八九年时间。那时候我刚毕业，在朋友许仙人的撺掇、牵线下认识了她。彼时，我们总是一群人碰面、聊天，而她总是窝在丈夫身旁，不爱说话，板着一张看不出情绪的冷脸——我们喝酒，她就喝酒；我们看展，她就看展。

如果要约吴江涛，跟她的丈夫说一声，她便会随行出现。于是，大家养成了相同的习惯，习惯把她的丈夫看做是她的传声筒，她像一个失明或失聪的孩童，需要丈夫的搀扶、照拂来连接沟通外部世界。我们天经地义地认为——这对夫妻宛如双生儿，不必分你和我。

忘记前情提要，那时候，她有一个绰号：尾巴。外人并不了解绰号的来源、指向，很长时间里，我也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俏皮的名字。

再见吴江涛，她四十岁，我三十四岁，都是不太老、不太幼稚的年纪。她坦然谈论起学生时代遭遇的不公，职业场里的种种，以及婚姻带来的羁绊，脱胎换骨般，不再是当年畏缩在圈椅里的那个小姑娘。

她绽放，妖冶又冷冽。

谁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发疯，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她自己也不知道，一切都无来由。这，似乎，应该，是一种病吧？

常日，在丈夫眼里，在朋友眼里，在别人眼里，她乖巧、贤淑。甜皮鸭，又要煮又要卤，得经过几多工序、手法，吴江涛照样能在家用一双画画的巧手复刻出来。如果朋友们来了，她还能用这一双手做一桌好菜。

·2017年，工作室内。

谁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知礼知节的人，到了年底要砸锅砸碗、脏话连篇。诱因很简单，可能就是一句唠叨，吴江涛就会像一口起火的油锅，火燃了，浇进来的水遇见油，只会噼里啪啦四溅。说什么都没有用，在两人的关系里，丈夫也被这样的状况弄得无所适从。

这周期性的发作，不是病，那是什么呢？吴江涛被认定有病，有抑郁症。她自己难以说明、解释其中原委，说不清道不明，只觉得奇怪。这样的情况下，她跟丈夫之间的撞击异常强烈。

吴江涛跟丈夫同样是职业画家。时隔多年后，她说自己找到了症结——因为自我的压制、压抑导致了情绪的淤堵。而这份压制、压抑的根源来自家庭、工作等，源于身为女性要面临的内外部现实。

·2017年4月19日，工作室

·2020年9月8日，工作室

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吴江涛令他惊诧的一幕，他看到艺术家在路边上吃街边摊，他无法想象艺术家居然可以把身份降下来去吃街边摊。

吴江涛觉得关于艺术家的“想象”有点搞笑。艺术家也是人，他们是女人，是男人，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异，要笑要哭要吃要喝要拉。

·画《黑色》系列期间的工作室

自然，她也不例外，和其他女性相同，她常常陷入一个普通女人深陷的囹圄。自己的痛苦，是一个普通女性的痛苦；自己的失语，是一个普通女性的失语，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后果——她常常“被代表”。

现在，吴江涛清晰地认识到了问题，她说她讨厌被代表，她就是她，不是谁的她。

只是，那时候她说不出来。

临近过年的冬天，吴江涛悄然出走，奔向了青岛。本来，一位学妹要回老家，想请她来青岛照顾一下家里的猫咪。

吴江涛去了，就不想回了。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一些计划，冥冥之中下了决心，就等着什么时候时机到来。”

过去以来，她被保护得太好了。毕业后，就一路开始画画，几乎没有太大阻力，没有经受生活的大风大浪，有，顶多也只算是生活的小冒险。这基本上是“80后”“85后”等共同面临的现实——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城市，有师长们呵护着自己成长，遇到问题有朋友帮忙解决。

这座城市，这里的师长，这里的朋友，天生就给予了自己许多营养。柔弱，柔弱得自己都觉得：什么都不缺。遇见问题，总有身边人的帮扶。

吴江涛也有这样的感受，过去，她很少主动争取展出机会，更多时候是服从、听命，碰见想要抓住的机会从身边溜走，只是委屈。

委屈之后是整个人的萎靡，时而高亢，时而颓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调节，加上那时候比较年幼，也没有强壮、坚韧到能自我支撑和消解。

一座新的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这样，可以跟过去讨厌的自己切割得明白。吴江涛的奔离一度决绝。

“我已经下决定，把命耗上都得奔出去。”她说。

吴江涛入驻了新的美术馆，这座美术馆在离青岛七十公里的海边，静谧且小，在新的环境里她建立起了自己的私人国度，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新的。

大家对这位画家产生了许多的新鲜和好奇，因为没有人面对面见过艺术家。美术馆伙食团的保洁阿姨、保安叔叔成为了她的朋友，甚至于阿姨请吴江涛到家里做客，包饺子招待她。

那是一段小小的蜜月期，属于她和这座陌生城市的。

尔后，因为入驻出现了问题，吴江涛不得不离开。第一时间得知后，她立马回到画室收拾画板、颜料，没有人敢上前。不过，总有一些意料之外，收拾过程中，平日跟自己打交道最多的保洁阿姨过来帮忙的那刹那，她掉了眼泪。

即将四十岁，忽然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陌生前，吴江涛开始真正意义上过生活，独自租房，独自赚钱，独自走在陌生的街道。

很多新画，就是在这个时期画的。对于创作，吴江涛有自己的不甘心，不甘心是因为喜欢。

她为自己的作品制作了方案计划，拍照、编辑、整理资料。吴江涛把方案发给各大美术馆画廊组、策展人来跟他们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求教，想找机会呈现自己的方案。

在青岛的接下来三个月时间，她都在做这件事。以前，这是吴江涛不敢想的事情。策展人们会推荐他们的助理助手专门、认真跟她聊方案，她也得到了很多反馈。

“以前我在成都根本就很怂，根本不敢去接触这些人。做了这件事才发现过去的眼光不对。怂的时候就没办法去跟别人讨论工作一样去正常交流。”

人，自卑到一定程度就呈现出变相的自负。

·2022，《黑色》系列

尽管每天各种聊，每天把自己搞得很累，然而结果是基本上都没聊成。吴江涛没觉得这是严重的打击，她认为挺好的。曾经在生活里，在职业场里，在关系里的各种使她认为自己根本不配，认为自己够不着别人，久而久之，她感到害怕。这份害怕内化成她的一部分，藏匿在身体里，间歇性地点燃、引爆她。

现在，吴江涛就是要做她的东西，她想清楚了，于是，她重回了成都。

关于过往的作品，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吴江涛：“我不得不说，我想讲我真实的感受。”

她点头，碰了碰我的胳膊说：“没关系，你直接说。”

坦白讲，初次接触到吴江涛的作品，我并没有那么有兴趣。她过去的作品充溢着枝蔓、花朵等各种女性化的视觉符号，使我产生一种感受，女性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娇嗔、柔媚、纤弱 。

·上图：2013年4月《恶之花》系列1 布面油画 直径60x50cm；下图：2013年7月《恶之花》系列11 直径25x15cm 绢布面油画

反过来讲，那些暧昧朦胧，不清不楚的质感，其实，是吴江涛在某一个阶段内心的写照，人物藏在灰白的色块里想走出来又走不出来，极为晦涩，仿佛被压制、定格在其中。

时间过去了。

吴江涛重新捡起了被抛弃的《黑色》系列，画面上的女人们直接跳脱出来，即便藏在无尽的黑色里，刚直的笔触、线条更为轻盈、直接展露她对不同女性的面相。

画面中的女性人物，有的来自生活，有的来自搜集的素材。吴江涛用相机把这些令她痴迷的女性瞬间抓拍下来。

“跟你认识的那段时间，我很痴迷那种女性孕育生命的状态。所以，总是在拍我一个朋友。”

微妙的表情、点滴的动作等，然后，再融合自己的想象将其画下来。画，间或是直接的，间或是间接的，一切都听凭吴江涛的旨意。

不过，你去看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体线条、面部表情，她们不约而同都展现出了——一种舒展。

或许，正是现阶段吴江涛的映射。

大学一二年级，吴江涛在一次的油画色彩考试得了98分，相当于全年级最高分。班级老师又惊奇又诧异，她还能得这么高的分。

这时候，吴江涛走进教室，坐在了老师的旁边，老师发现了她，就不再说什么话。吴江涛永远记得那时候被谈论的表情、语气。后来，她也怀疑自己，一次又一次，我真的配吗？但是，她不知道怎么讲出来。

隔了那么久，吴江涛重新记起了这件事，她说：“凭什么我不可以？”

“因为弱小，不敢出声，就应该悄悄受了委屈，悄悄吞下去吗？现在，我就要喊疼，我为什么不能喊疼？”

“我宁可痛苦，也不要麻木。”

20年前，中央电视台女性访谈栏目《半边天》中一期节目《我叫刘小样》引起的讨论延续至今。农村媳妇刘小样起初羞怯、难言，在主持人张越即将离开的时候发出了轻声的呐喊。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20年后，安小庆以一篇《平原上的娜拉》以及收录这篇稿件与其他女性主题稿件的《她们和她们》再次把“刘小样们”拉回了此时此刻，时代尽管不同，她们依然面对着某些相同的问题，因此，再次引起了一波讨论。

春末夏初的下午，我跟吴江涛聊天自下午到傍晚，自傍晚又到夜晚，尔后将这篇文章及收录其文的合集书本转发、送给了吴江涛。她发来一段文字：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有战斗了。”

跟自己，跟周遭，跟世界，跟许多呼吸着的小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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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欢歌

图源丨衡门斋、吴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