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文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3期
研究缘起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信息获取的便利,同时也导致了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加速了虚假信息、假新闻的传播,假新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甚至还超过了真实新闻。专业新闻媒体,无论是作为重塑受众对专业新闻媒体信任的应对,抑或是作为面对媒体融合趋势中的创新尝试,开展了多种形态、多种类型的事实核查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近年来事实核查实践的开展已经成为新闻业界应对数字化挑战的一项重要举措。
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新闻体裁,可以简单地被定义为通过系统的方式对公众人物和机构提出的主张或声称的有效性的评估。事实核查最早兴起于美国新闻界,核查的对象主要为政治人物和精英的公开言论,后来由于其核查流程的透明性与公开性,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对各类社会、经济、科学和健康相关的议题上。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新型的新闻实践类型,已经被美国新闻业所接受,事实核查机构也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在中国,事实核查或早有雏形,和专业机构开展的事实核查实践相比,辟谣是更为常见的虚假信息纠正形式。互联网信息辟谣主要由商业机构和政府主体开展,比如中央网信办设立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科普中国-科学辟谣,以及互联网商业平台开展的事实核查实践,例如腾讯“较真”。此外,专业媒体也有开展事实核查实践的尝试,比如澎湃新闻全球实时核查平台“明查”等。除了事实核查的主体呈现出多样性之外,事实核查的方式也呈现出丰富的特征。常见的核查方式有专家辟谣、专业记者完成的背景信息查证或者叙事逻辑检验、自动化核查等。
在上述繁荣的发展景象之上,事实核查,作为一种针对虚假信息传播的事后纠正方式,效果不一。有研究发现事实核查对于降低虚假信息相关的信念和态度很有效,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纠正效果,甚至有研究发现了逆火效应,即事实核查反而加强了人们对于虚假信息的态度的信念。此外,体现在个人层面上的认知因素——阴谋论心态也会影响事实核查的效果。得以广泛传播的虚假信息,经常会呈现出阴谋论渲染或夸大的特点,国外关于疫苗相关的虚假信息研究表明,对于疫苗效果持怀疑态度的个人,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更为不信任。
研究问题
既有研究在衡量事实核查效果时,更多关注虚假信息相关的信念或态度改变。诚然,态度和信念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但从提高核查事实核查质量、推广事实核查新闻的角度来看,应该对以下两个效果衡量指标给予更多关注:一是受众感知的纠正方式的质量,二是受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转发意愿。
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传播效果进行衡量时,需要对比完成。既有研究中,有的采取事前事后实验设计,即阅读“虚假信息+纠正信息”,然后对比纠正前后受众对于虚假信息相关的态度;也有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的设计,但对照组仅阅读虚假信息。在事实核查新闻尚未出现时,较为常用的纠正方式为辟谣或简单驳斥,主要通过政府、企业、机构或者权威媒体发布虚假信息为不实信息的通告,从而达到辟谣的效果。事实核查新闻,一般由专业的事实核查员完成,他们通过预先制定好的事实核查流程,对信源、内容、渠道等各方面进行交叉与验证,按照科学方法和既定的程序裁决有争议的事实,给出核查的结论,判断声称的真实性。基于这两种常见的纠正形式,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RQ1:对于受众来说,简单驳斥与事实核查相比,哪一种能带来更高的纠正方式质量感知和更强的转发意愿?
在衡量事实核查新闻的效果时,还应考虑到受众在认知方面的特点,比如受众既有的观点和态度、认知的需求、媒介素养等。其中,个人既有的阴谋论心态也需要被纳入考量。阴谋论是指人们认为具有权力的行动者密谋从而影响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设想。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经常采用阴谋论来解释重要事件,新闻受众如果大量接触阴谋论式的虚假信息,会产生阴谋论心态,降低对于政府、机构、媒体的信任。基于阴谋论心态对虚假信息接受和社会信任的影响,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对于受众来说,个体层面的阴谋论心态,如何会影响其对事实核查新闻的质量感知和转发意愿?
方法与流程
(一)实验刺激材料
为了回答以上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2(纠正方式:事实核查vs. 简单驳斥)×2(阴谋论心态:高vs. 低)×2(话题:疫苗vs. 防晒霜)的全因子实验设计,为了增加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本研究采用了两种常见的虚假信息话题。
两个话题的虚假信息的选取,参考了事实核查平台上广为流传的虚假信息,同时通过小样本(N= 108)前测,以保证两个话题的虚假信息本身在可信度上不存在差异。
纠正方式的操作,通过对于文本的改写完成。简单驳斥条件下,纠正信息仅指出了虚假信息是错误的;在事实核查的情境下,纠正信息简要介绍了事实核查的过程,针对虚假信息进行了查证,最后指出虚假信息是错误的。为了保证纠正方式的操作是成功的,实验参与者在阅读完纠正信息后,被要求回答刚才阅读的纠正信息采用何种方式,回答错误或回答“不确定”的作答被剔除。
阴谋论心态,通过对参与者既有阴谋论心态进行测量后,根据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测量主要通过阴谋论心态量表完成。该量表一共有9道题目,通过七级李克特量表来完成,信度良好(Cronbach’s α = 0.87)。
(二)实验流程
实验通过在线问卷系统来完成。参与者阅读知情同意后,被随机分配到不同实验组。在实验开始前,根据话题,参与者首先被要求回答关于虚假信息话题(防晒霜/疫苗)的既有态度,之后浏览三个页面:页面1呈现虚假信息,页面2呈现无关信息,页面3呈现纠正信息(事实核查/简单驳斥)。浏览完成后,参与者继续回答感知纠正方式质量,纠正信息转发意愿,阴谋论心态以及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在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最终,本研究共收到有效样本519份。
(三)测量
既有态度。实验参与者既有的和虚假信息话题相关的态度,通过七点李克特量表打分的3道题目测量,其中包括疫苗/防晒霜是否有用、是否有益以及是否有帮助,三道题目信度较低,但在探索性研究中可接受(Cronbach’s α=0.69)。
感知纠正质量。实验参与者主观感知的纠正信息的质量,通过七点李克特量表打分的5道题目测量,其中包括阅读的纠正信息中提到的核查方式是否为高质量、是否有用、是否有效、是否令人信服以及是否是好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95)。
转发意愿。实验参与者的转发意愿,通过七点李克特量表打分的4道题目测量,其中包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转发和私下(一对一)转发两个维度,4道题目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94)。
研究结果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协方差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分析表明,话题既不直接影响纠正质量感知,F(1,510)=0.19,p= 0.66;也不影响转发意愿,F(1,510)=1.17,p= 0.98;既有态度作为协变量,显著影响纠正质量感知,F(1,510)=13.59,p< 0.001;也显著影响转发意愿,F(1,510)=12.51,p< 0.001。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均不影响结果变量。最终分析模型将纠正方式、阴谋论心态当做自变量,感知纠正质量与转发意愿看作因变量,既有态度作为协变量,使用SPSS26进行分析。
研究问题一是关于纠正方式对于感知纠正质量和转发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阅读事实核查新闻的参与者感知的纠正质量(M= 5.55,SD= 0.85),要高于阅读简单驳斥的(M= 3.88,SD= 1.50),F(1,514)=252.88,p< 0.001;阅读事实核查新闻的参与者的转发意愿(M= 4.84,SD= 1.40),也要高于阅读简单驳斥的(M= 3.85,SD= 1.61),F(1,514)=58.55,p< 0.001。
研究问题二是关于阴谋论心态对事实核查效果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阴谋论心态不影响参与者对于不同纠正方式的纠正质量感知,F(1,514)=0.13,p= 0.72;也不影响参与者对于不同纠正方式的转发意愿,F(1,514)=0.46,p= 0.50。
讨 论
在国外,虽然事实核查旨在提供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核查过程,但由于核查的对象经常为政治人物的言行,其作为公正裁判的角色,也经常收到两极分化的评价。在中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对象一般是健康、科学、养生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假新闻或虚假信息,虽然这类话题和政治话题相比,在事实判断上更容易得出更有确定性的结论,但事实核查的效果究竟如何?
研究结果表明,事实核查新闻和简单驳斥相比,能带来更高的纠正质量感知,也能带来更强的转发意愿。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首先,受众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质量的评估,显著地高于简单驳斥,这一结论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内容质量给予了肯定。在中国,官方、机构或者平台的简单辟谣虽然更为常见,但其特点体现在对结果的认定方面,而非呈现详细核查的过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和常见的简单辟谣相比,受众更加认可事实核查新闻强调核查过程的尝试,这也肯定了事实核查作为一种新型新闻体裁的创新。对于专业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在未来的事实核查实践中,要更加强化对于事实的尊重和对于证据和逻辑的重视,继续向受众提供高质量的事实核查新闻。其次,受众阅读完事实核查新闻后的转发意愿,显著地高于简单驳斥。更多的转发就意味着更广大的受众能够接触到事实核查新闻,考虑到虚假信息的传播渠道和事实核查新闻的发布渠道主要为社交媒体,那么这一结果对于事实核查新闻的传播和推广也有着启示意义。
在纠正效果的个人差异方面,国外有元分析总结,事实核查总体上来说可以正向地影响受众的政治信念与态度,但是这一影响会被个人既有的态度、知识和观点所削弱。具体说来,既有研究认为,阴谋论心态,会导致个人偏好将阴谋论作为重要社会事件和现象的解释,同时也会加深个人对于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的不信任。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受众既有的阴谋论心态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于事实核查质量的评价以及后续的转发意愿。这一结果也说明了事实核查新闻作为一种虚假信息纠正方式的普遍性。不管是在纠正质量感知方面,还是在转发意愿方面,事实核查的效果都能突破个人差异,能够被推广到最广大的新闻受众。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交平台虚假信息治理模式比较研究”(批准号:21BXW065)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潘文静.事实核查何以“出圈”——一项在线实验研究的启示[J].青年记者,2023(23):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