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互相照鉴的时代，民族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互动张力，使经典作品的现实生命力在翻译中不断被激发。翻译旨在促进不同文化的有效交流，最终目的是达致双方的理解、接受和认同。这就意味着翻译不仅仅产出物理意义上的译作，更是以语言为媒介和手段，从心理上勾连起双方的认知和情感。就此而言，美国诗人大卫·杨（David Young）以读者理解和认同为取向的杜甫诗翻译对我们的文学应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大卫·杨的主要译介成果

　　大卫·杨于1936年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东部的达文波特市，奔涌的密西西比河赋予了他无尽的诗情。本科毕业于卡尔顿学院后，他又先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的教授，并担任欧柏林学院《田野》期刊的编辑。大卫·杨主要从事诗歌的创作和研究工作，著有数十本诗集和诗歌批评论文集，曾获美国古根海姆奖以及“手推车诗歌奖”。浪漫的诗人气质和严谨的学术训练使他成为著名的诗歌翻译家。在大卫·杨的翻译作品中，尤其突出的是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关注，先后有《五位唐代诗人》（1990）、《行云北归：鱼玄机诗歌全集》（1998）、《秋江泛舟：杜牧诗选》（2007）、《杜甫：诗里人生》（2008）等译诗集出版。

　　大卫·杨于1975年开始翻译杜甫诗，并在多年的译诗经验中对杜甫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杜甫既圣于诗歌又圣于道德的魅力一直吸引着他与这位1300多年前的异国诗人进行深层次交流。2008年由纽约科诺夫出版社初版、2010年再版的《杜甫：诗里人生》算是大卫·杨译杜甫诗的“集大成”之作。

　　《杜甫：诗里人生》的译介结构

　　大卫·杨认为杜甫的生平对于理解他的诗歌非常重要，杜甫其人与其诗紧密交织、不可分割，必须将杜甫诗歌放置到他的人生历程当中才能使读者获得最完整的意义和最大化的情感共鸣。因此，大卫·杨以编年体的方式对最能反映杜甫整体生命的170首诗进行了排序，并按照时空变化将杜甫的一生划分为11个阶段，分别是“漫游东部”“返回长安”“战争与叛乱”“困于长安”“团聚与光复”“漂泊”“成都草堂”“更多动乱”“东下夔州”“乡绅农夫”“临终”，每个阶段前均以精练的语言向读者介绍杜甫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变化。

　　除此之外，译书配有杜甫所处历史时期的地图，清楚地标注了杜甫的游历和漂泊轨迹，并给重要的地区配置了杜甫人生阶段划分的序号以方便读者对照阅读。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全书只有极为凝练的脚注和译者评论，为了表达对洪业版本的敬意，几乎所有脚注都直接来自洪业1952年的《杜甫：中国最伟大诗人》，而且标注了洪业版的序号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查阅更多信息。

　　更为重要的是，大卫·杨的译序详细阐释了自己对杜甫的理解，并且将其与西方著名诗人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和华兹华斯有意识地为自己立传相比，杜甫边走边写，从不回头，非凡的一生在非凡的诗歌中徐徐展开。和西方诗人对某种终极本质的迷恋不同，杜甫是活在当下的诗人，当下的人和事对他具有更特殊的意义，这种经验价值对深陷理性危机的现当代人类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大卫·杨在和其他美国现当代诗人的讨论中得出结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诗歌充满了现代性，其题材范围之宏阔、观察世界之敏锐都远超人们的想象，至今令人动容惊叹。

　　翻译杜甫诗的思想和策略

　　在大卫·杨之前，美国已有多种杜甫诗英译本，美国汉学家艾思柯采用拆字和意象并置的方法翻译了400多首杜甫诗。洪业以更为准确的散体译诗法矫正了艾思柯译本中的多处误读和误译。诗人王红公、汉米尔、欣顿等也都对杜甫诗进行了从儒家到道家的创造性改写。汉学家华兹生和宇文所安等在文献型翻译的基础上努力坚守杜甫诗的诗学特征。大卫·杨博采众长，模仿前贤的编年体形式，引用其他翻译成果，并表现出了对洪业译本异乎寻常的推崇。然而大卫·杨并未止步于模仿和引用，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向英语读者呈上了更为清晰简洁的译本。

　　大卫·杨主张诗歌翻译应该由诗人来做，只有诗人才能译出“有效”的诗歌，再多的学识也弥补不了诗情的缺乏。如他所言，“其他译者翻译知识，而我的长处在于翻译出真正的诗歌”。他承认自己翻译杜甫诗源于一种冲动，一种“将自己喜欢的诗人从蹩脚呆板的英诗选集中解救出来的冲动”。他想给读者呈现出兼具可读性与可信性的译诗，从而让他们领略到杜甫隐藏在诗歌中内倾的声音和思想。在他看来，为了和原诗作者进行超越时空的深层次对话，译者应给自己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回产生原诗的世界中，并沿着原诗作者的心路历程再现诗歌的创作过程，然后使用当代英语读者熟悉和欣赏的语言形式再现原诗的艺术魅力。这种观点指明了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须臾不可分离的表里关系，译者既要一丝不苟地穷尽原作者之本意，又需匠心独运地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如此才能使译文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在以诗译诗原则的驱动下，大卫·杨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来翻译杜甫诗，既不拘泥于格律等形式特征，又能使译诗维持诗歌的形态。他的具体做法是：将原诗的一行或一联当作英语诗歌的一个诗节来对待，按照原诗两字或三字一顿的节奏，在翻译的过程中将其分为两行，行与行之间尽量不使用标点符号，以此向英语读者提示原诗的某些形式特征，比如大量使用平行与并置结构。折中译法的使用避免了亦步亦趋的形式模仿带来的笨重感，虽然原诗语言形式的精致和诗歌传统的深邃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被减弱或者消失，但是诗歌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文学手段，即诗歌意象、意象间的关系，以及由意象营造出的那个诗意世界，在翻译中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

　　此外，面对杜甫诗中丰富的典故，大卫·杨没有采用大量注释的方法来使读者获得相关知识，而是选择性地处理相关典故：保留和杜甫的人生经历及思想特征相关的典故，舍去在他看来对理解诗歌本身不那么重要的人名和地名，而且尽量减少注释的使用以保护读者流畅自然的阅读体验，因为他坚持“诗歌本身有自立自足性”。在这种译诗理念的观照下，他用解释性短语对一些典故进行了文内显化，并努力使其和诗歌本身融为一体；另外，对于复杂的典故，他采取了脚注的方式进一步解释说明。

　　美国现代诗人和中国古代诗人通过翻译发生了超时空情感交流，鲜明的诗歌意象、简洁的语言形式，使得大卫·杨笔下的杜甫诗更贴近当代英语读者，更能引起他们的理解和共情。正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中西诗心一点通。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任晏言 党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