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烽火岁月里，从开封到延安再到东北，他的脚步走遍大江南北，一首首富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歌曲从他笔底流出，传唱于长城内外。

他就是著名人民音乐家马可，江苏徐州人。民族存亡之际，19岁的马可毅然抛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决心以音乐启迪民众抗战救国，走出大学的高墙深院，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踏上了革命音乐之路。

马可

马可病重时给子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对你们的希望，已经通过我们一生的道路表达出来了。”马可将他的一生默默地留在了他的作品中，留给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

一个学子的觉醒：

做“大时代”里的“真汉子”

1918年，当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吹起春风，马可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小时候，马可闲暇时会用高粱秆自制音乐玩具；升入中学后遇到音乐老师刘克正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二胡、琵琶。”《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陈军告诉记者。

1935年，成长为一名青年的马可崇尚科学救国，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立志做门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在马可进入大学三个多月后，北平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后，开封各校学生代表成立开封学生救国联合会。马可第一次走出象牙塔，参与了开封万名学生集体“卧轨请愿”。他后来回忆这次经历时说：“对我来说，革命歌曲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它把我这个不问政治的好学生从实验室中拖出来，唱着‘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参加‘一二·九’运动。”

马可决心要以歌唱、演剧等为“武器”，号召民众投入抗战。他把自己在实验室留影的照片撕掉，贴在笔记本中，又在旁边郑重地写道：“在这大时代里，不怨天，不怨人……是汉子，就该自己创造自己！”

“七七事变”爆发后，马可发起并组织了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编选教唱抗日歌曲。“1937年9月初，马可和‘怒吼歌咏队’演出归来，刚进校门就听说他敬慕已久的作曲家冼星海随‘上海抗敌演剧二队’到了学校大礼堂。”陈军说，在河南大学期间，冼星海还亲自指点过马可作词作曲的《保卫我们的平津》。

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的全体成员（前排左五为马可）

就这样，马可在火热斗争生活中边学习、边创作、边实践，不断提炼升华自己的作品。1939年，马可在日记中写道：“我和从前的同学比，是落伍了、退步了。可是我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我认识了那些真正的国家主人翁，但同时却是被压榨着的劳苦大众。我希望抗战的火线扩大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使我们在这大斗争中彻底洗刷，从头创造！”

蜕变只用了两年，从充满青春理想的懵懂学生成长为胸怀家国的进步青年，马可找准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方向。

1940年1月，在冼星海的鼓励和支持下，马可偕夫人杨蔚与一批爱国青年一道，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鲁艺音乐系。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转变：

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80多年过去了，每当耳边响起《南泥湾》的旋律，人们依然能通过轻快的旋律和鲜活的歌词嗅到南泥湾山谷里的香味，感受到当时军民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热情。

作曲家乔佩娟说：“如果我们的作曲家们都像马可同志这样，写出老百姓一听就高兴、一听就感动、一听就激动、一听就振奋的曲子，那才叫了不起的人民音乐家，而马可就是这样的音乐家。”

马可“为人民而歌”的信念萌发于1942年，那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5月30日，毛泽东亲临鲁迅艺术学院，作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重要讲话。马可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这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去，人们忙从满山的窑洞里走出来，携着小凳子，夹着笔记本，提着墨水瓶，争先恐后地去礼堂集合。礼堂小，人又多，报告会不得不改在操场上举行。这日，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但操场上挤满了乌压压的人群，欢腾的歌声压倒了绵绵的春雨。毛主席走进密密的人群，在一张小桌旁站定，微笑地环视着大家。全场鸦雀无声，马上安静了下来。”

毛主席给鲁艺的师生们讲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讲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号召鲁艺师生深入火热生活，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深深改变了马可初入鲁艺时，只想在教室中和书本中钻研音乐知识的想法。

1942年，马可给鲁艺音乐系学员讲课

1个月后，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赴各地巡回演出的队伍中，总有一个一米八的大高个扛着剧团的大旗在队伍前头走，那就是被派去剧团的马可。他的女儿马海星说：“那时候的父亲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冒着雨仍然充满着热情，现在我们都不敢想，觉得不可思议。”

边区的军民成了马可创作的主题。在《南泥湾的春天》一文里，马可回忆说：“我以赞颂的心情为贺敬之一夜间写就的《南泥湾》谱了曲，赞颂这些英雄的事迹和性格，赞颂英雄们创造的这些秀丽清新的山川田野。”

马可与南泥湾的渊源始于他奔赴延安的途中。在元宵节的晚上，马可曾与南泥湾遥遥相望，那时候的南泥湾还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黑黝黝的荒凉山林。在《南泥湾的春天》中，马可回忆：“老乡向我们说：‘前面不远就是南泥湾了，那里就是解放区。可是那里也没有人家，是一片老梢林，和这里一样。’”

来到延安3年后，又是一个元宵节过后不久的夜晚，当马可背上行李，拿着乐器再次来到南泥湾，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战士们开荒屯田后，这片土地彻底改变了模样。

1943年1月22日，新华日报《为什么一群平常的人会做出不平常的事？山中一年》一文中写道：“有山，有水，有果木，有药材，有丛密的森林，有山羊野雉，有芳草奇花，有广阔的川地，可耕的荒山……它是陕北的‘江南’啊！”

1943年1月22日《新华日报》

在南泥湾住了十几天，马可与战士们一起劳动，砸掉冰层、刨掉老树根、翻开黄土，身体力行“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每时每刻感官和思想都充满了新鲜的感觉。

《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歌曲采用中国古典诗词中“起承转合”的方式，音调则融合了陕北民歌和江南民歌，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很快就从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深深地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一个音乐家的所求：

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感情

“马可对于民族音乐的吸收、转化、再创造，是以他对民间音乐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为基础的，他的理论来自于他丰富的创作实践。”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南京市音协副主席许志斌告诉记者。

在延安期间，马可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随着一个剧团到定边、清涧一带巡回演出，在窑洞里，看到老汉、妇女、青年和娃娃，头上包着手巾，站在炕上表演当地人喜爱的秦腔、道情、信天游等民歌。从此，马可拜那些民间艺人为老师，如饥似渴地学习。

后来马可在音乐学院给学生讲课时曾说，他非常反感学生只翻一本民歌集，找一个旋律当主题就写，“其实你课上学一百首，远远比不上你在老乡炕头学的一首。因为在那种学习当中，你是把情感全都融进去了。”

马可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歌研究会”，采集、记录大量民歌和民间音乐，其中包括《黄河船夫调》《蓝花花》《揽工调》以及多首“信天游”，改变了两千多年来民歌、歌谣流传下来的只有唱词、没有乐谱的缺憾。

“这是鲁艺师生为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保存立下的一项世纪之功。对于马可本人而言，则成为他当时以及后来写作歌剧音乐的宝贵资源。”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说，在这样反复与民间艺术家的接触中，很自然地酿成了马可对中国传统音乐真诚敬重、虚心学习的精神。

马可将这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艺术原材料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将传统的号子与西方进行曲相结合，展现了干劲十足的工人形象；秧歌剧《夫妻识字》中，用“迷胡曲调”和“陕北道情”宣扬学习新知、健康生活的新时尚；歌剧《小二黑结婚》更是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戏曲的板腔体结构，解决了中国歌剧中“腔与词”“剧与乐”的核心问题，为中国歌剧创作指明了方向。

1949年5月8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白毛女”观后》中说，“白毛女”的确创造了自己的形式，它糅合与扬弃了平剧、秦腔以及其他地方剧。乐器方面，运用了锣鼓、二胡、胡琴、口琴、提琴、锯琴等等，随着剧情的变化和舞台气氛而配合适宜于表现当时情景的几种乐器，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1949年5月8日《新华日报》

“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可能正是《白毛女》成功的精髓之一，也是父亲在他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矢志不移的追求。”马海星说，这一追求也表现在他对民族文化、民间音乐的深爱与终身坚持上。

（江南时报记者 钱海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