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博文（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9期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1]此外，由“事实”还能延伸出新闻本体、客观报道、新闻真实等一系列新闻学的核心概念。[2]在关于“事实”的延伸议题中，“用事实说话”是我国新闻业“重事实”的具体体现，在内容上，新闻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表现形式上，新闻必须用独特的语言——事实来说话。[3]作为我国新闻业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资源与新闻话语，“用事实说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重要组成部分[4]，是一个别具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命题[5]，而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在地实践[6]。从作为革命战争年代反攻敌人、动员群众的重要武器，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鼓劲方式，直至当下，不断增添适应新时代条件的新内涵，闪耀着实践的光辉。[7]因此，如何理解“用事实说话”的逻辑演进历史，将进一步关系到如何理解党报理论体系的历史建构，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新闻实践具体结合的历史进程。基于此，本文一方面对“用事实说话”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试图重新拾捡与拼接历史线索，回溯“用事实说话”的发展逻辑，更完整呈现“用事实说话”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试图重回“历史现场”，结合历史情境与新闻实践背景，梳理其随历史语境的变迁历程，深入审察“用事实说话”的内在机理与逻辑演进历史。

源起阶段：

“用事实说话”作为一种宣传方法

在李大钊的办报观点中，便已体现出报刊言论要“据事实”去“阐述言论”的意涵。1917年4月17日，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真理之权威》，指出报刊言论要合乎真理“一在查事之精，二在推理之正”，而二者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8]。由此可看出李大钊在办报实践中，已重视事实的作用，并表达出“以据乎事实”来“合乎真理”的观点。虽未直接提出“用事实说话”的观点，但已体现出“用事实说话”的核心内涵。

“用事实说话”源起于毛泽东的观点，他曾多次谈及“事实”与“办报”的看法及见解。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提到，“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9]。其中，更是多次明确“请看事实”。由此可以看出来，毛泽东主办的《政治周报》注重“请看事实”与“事实之叙述”的宣传方式与手段，最终达成“为了革命”的目的。此时的事实陈述已并非简单传递信息，而是通过事实表达观点，为革命办报，用事实表明办报人的立场[10]，以此达到传达政党见解与提升政党影响力的效果，而这也是关于“用事实说话”思想阐述的最早来源。1931年3月，毛泽东还曾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中指出，“《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11]。其中“不靠扯谎”表达对事实的重视，从反面印证“用事实说话”的重要性。此外，20世纪30年代，许多人主张“事实”与“意见”相分离，新闻本体论盛行。[12]在此背景中，恽逸群结合新闻工作的现实实际，扬弃当时主流的新闻本体论。对新闻本体论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对以“事实”表达“意见”的支持。

“用事实说话”作为一种宣传方法时能达到多种效果，一方面，“用事实说话”以“事实”来表达办报立场，达成“能说话”与“说真话”的目的。例如在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对国家主义派机关报《先声》周刊的论战中，邓希贤（小平）揭露和抨击《先声》罔顾事实，“自造新闻”的伎俩。[13]另一方面，运用“用事实说话”的策略，宣传人员能够在舆论斗争中，依据事实获得发言空间，更好地宣传党的工作。毛泽东曾用“请看事实”回答在进行斗争时党的宣传工作应该如何应对造谣与造假，即“忠实地报道”。[14]

综合来看，“用事实说话”的源起具有历史语境因素，脱胎于宣传的历史现实需要。在革命时期，党的报刊面向以农民为主的普通群众，报纸的宣传必须从事实出发，根据事实来教育群众。[15]因此，在此阶段，“用事实说话”是作为一种宣传方法存在，是“重视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将报刊视为革命的手段”理念的具体体现。通过事实的宣告获得宣传的机会，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以此适应革命斗争的实际需求。

发展阶段：

“用事实说话”作为一种规范要求

由于党的宣传工作的需要，“用事实说话”逐渐作为一种规范要求存在。这种规范性最早源于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中对新闻性质“唯物”还是“唯心”的论争，这一点可从陆定一后来给童兵回信的回忆性叙述中探得。陆定一曾言“当时有大批青年从苏区外面来，他们在辩论新闻学，各执一词，总起来说，就是所谓的‘性质论’”[16]。针对这场论争，1943年9月1日，陆定一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其中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17]在文章中，陆定一强调“事实”的重要性，认为事实是新闻本源，并回答出“为何如此”的逻辑依据，开始对“事实”的学理探讨。以尊重与重视事实的方式，反驳唯心主义新闻学的“性质论”，同时将其视为唯物主义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工作时的重要标准，即“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限，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18]。以此，将整体论述上升至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层次，明确新闻学思想与发展方向，开始“用事实说话”的规范化进程。

此后，胡乔木多次发表关于“用事实说话”的观点，进一步将其规范化。1945年12月30日，胡乔木在《人民的报纸》中认为：“最重要的新闻是理论性的新闻，夹叙夹议，叙述的是事实，但贯彻并且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批评和观点。”[19]由此可见，胡乔木进一步强调“用事实说话”的理论性，将其视为“理论性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9月1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撰写的《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进一步详细论述，“我们不要装假，因为我们所要宣传的只是真实的事实”[20]。在文章中，胡乔木还指出新闻表达倾向与立场的方式是通过“无形的意见”来表达，并强调“每个叙述中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以此明确“写新闻”的规范是“会用叙述事实来发表意见”，并对“用事实说话”做了规范性表述。

但当“用事实说话”作为一种规范存在时，新闻工作者不是随意表达观点与倾向，“说话”的前提仍是尊重事实。1948年，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便对记者称，“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21]。1953年，吴冷西还将“用事实说话”列为“新闻写作的八条要求”中的第一条，进一步将“用事实”规范化。[22]在关于“写新闻”的规范中，邓拓同样将“用事实说话”作为一种规范要求。1954年，邓拓在全国报纸工作会议的发言《怎样改进报纸工作》中提到，“要善于用生动的事实，通过活的人和他们的活动，迅速地反映实际生活和各种工作的成就”，“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23]。邓拓还曾在《人民日报》记者会议上谈道：“材料罗列得合理，选择得恰当，本身应能说服人，鼓舞人。思想性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我们的报道，主要靠事实来说服人。”[24]从新闻报道角度强调“用事实说话”说法，提出了“靠事实说服人”的观点。

“用事实说话”的发展受新闻“性质论”争论影响，以反驳唯心论，建立唯物论合法性为基准，逐渐成为规范化的要求。之后，更是成为“写新闻”的内在要求与规范，以事实表达“无形的意见”，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共识。综合而言，在此阶段“用事实说话”成为基本理念与规范，作为唯物主义新闻工作者的实践要求与准则，并将其加以规范，逐渐成为新闻学理的组成部分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化阶段：

“用事实说话”作为一种话语资源

媒体在进行市场化探索过程中，其边界也在不断延伸，逐渐由报纸、广播电视延伸到互联网、新媒体。在媒介形态变迁与媒体格局扩展的新接受情境下，“用事实说话”亦发生调适，它不仅是作为我国新闻史上的重要观念，而且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资源，广泛存在于新闻学理研究与新闻实践操作等各种话语实践中。

在新闻学理研究中，“用事实说话”被视为学术研究资源，成为学术交流与讨论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关于“用事实说话”的话语讨论逐渐兴起。论争双方就用“事实”说话还是用事实“说话”展开交锋[25]，开始一场关于“用事实说话”的争论，其论争的焦点在于“用事实说话”属于一种学理上的规律还是一种实践上的方法。

这场讨论最早由尹连根教授发起，1999年《新闻传播》第三期刊登尹连根教授的《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规律》一文，他提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规律的观点，引发多位学者对于“用事实说话”的不同角度探讨。2002年陈力丹教授在《采写编》刊发的《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规律》与2003年何光珽的《论“用事实说话”——与陈力丹同志商榷》等都发表了各自观点。《新闻记者》还推出“编者按”，推动“用事实说话”的进一步探讨[26] 。2013年，学者杨召奎对“用事实说话”的论争进行回顾，并提出“用多元事实说话”的观点，以此做到“客观平衡”。[27]在这次关于宣传方法与规律之争的讨论中，学界深化了对“用事实说话”的认识理解。学术界通过讨论与协商，不仅完善了“用事实说话”的内涵合理性与定位准确性，而且进一步消除了学界关于“用事实说话”的误解与歧义，推动“用事实说话”在认识层面的共识形成。

新闻实践操作中，在确保新闻生产传播的每一环节上的事实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对新闻导语、新闻体裁与语言的编织、布局与排布，将“用事实说话”内化于新闻内容，使其成为由粗疏事件转化为生动新闻的必要路径之一。著名记者穆青就曾指出，“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闻的特点指导新闻工作者的规则”[28]。

此外，“用事实说话”还被广泛用于各类新闻场景中，如新闻写作教学、电视评论节目与新闻现场采访等。其中，《焦点访谈》节目的热播，使得其栏目定位宣传语——“用事实说话”家喻户晓。而《焦点访谈》节目也在践行着“用事实说话”这个栏目主旨。正如央视新闻评论部所言，“用事实说话，首先要以‘事’说话。不用概念说话，不说空话，不说套话，不说大话，更不说假话。尊重新闻规律，突出时代感，报道生动、鲜活的事实”[29]。正是各类新闻场景的系列运用，使“用事实说话”成为由传媒承载与呈现的一种系统性的符号表达与话语系统。

总体而言，“用事实说话”在新闻观念与新闻实践发展过程中，被新闻学术界讨论并被新闻业界应用，以话语资源的方式存在。“作为学术研究资源”，“作为新闻实践资源”等并存，彼此融合与杂糅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话语表征，最终被内化为一种话语资源，融入新闻史的话语体系，成为沿承的重要新闻传统之一，影响着新闻业的意义建构与路径发展。

结  语

“用事实说话”的逻辑演进历史阶段受制于历史语境的影响，经历了萌芽、发展与深化等阶段。通过回到历史现场可发现，其逻辑演进的出发点分别是革命宣传需要、唯物主义新闻观确立与媒介语境的变迁，其逻辑归宿点则分别表现为作为一种宣传方法、作为一种规范要求与作为一种话语资源。

“用事实说话”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新闻传统，一直丰富着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则为理解“用事实说话”提供新的理解视角与空间，重新将“用事实说话”置于“历史现场”进行审视，梳理出在中国语境下其起源、发展与深化的历史脉络，即作为一种宣传方法、作为一种规范要求与作为一种话语资源等历史阶段。正是每一次的演进与阐释，使“用事实说话”的内涵得到修补与补充，更使其成为新闻业发展传统之一。同时，“用事实说话”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地化的新闻产物之一，通过梳理其逻辑演进历史，进一步廓清了“用事实说话”的历史边界，以深入理解此新闻传统，从而夯实与发展当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流价值。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郑博文.“用事实说话”的逻辑演进历史探析[J].青年记者,2023(09):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