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先生也将其与至圣先师孔子相提并论，直接赞之为“功业追尼父”。《史记》作为史学经典与文学经典，陆续被翻译成各种外文，传播到世界各地。《史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影响路径，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鉴。
《史记》英译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表现为对《史记》的小规模零星译介。
这一时期，英国学者艾伦（Herbert J. Allen）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发表了《五帝本纪》卷一的译文；英国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了《史记》中老子与庄子传记的内容；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在《哈佛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译文；而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的译本《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人物列传》最具影响力，成为后续《史记》译者的重要参考资料。此阶段的译介内容非常有限，不成体系，却为西方读者揭开了古老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起到了启蒙、介绍与导引的作用，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的大规模《史记》翻译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阶段《史记》翻译的篇幅和规模大幅增加，《史记》的零散翻译也明显增多，如美国汉学家鲁道夫（Richard C．Rudolph）在《远东学报》上发表《史记·伍子胥传》的译文。其间还产生了4个节译本，分别为杨宪益夫妇的《〈史记〉选》、美国汉学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史记》、美国学者科尔曼（Frank Algerton Kierman Jr.）的《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英国学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和司考特（John Scott）的《司马迁笔下的军阀及其他人物》，其中以华兹生的翻译最负盛名。
“我尝试关注作品的文学吸引力，把注释降到最低，尽力译出更多的内容。”华兹生的英译作品文学性与可读性强，极具吸引力。他起初摘译了《史记》中文学性强的65篇，打乱了《史记》原作的顺序，以汉朝作为源起，对全书重新编排后，采用归化手法进行翻译。到1993年，华兹生已译出《史记》130卷中的80卷，广受好评。
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组建由中外专家、海外华人与海外汉学家构成的翻译团队，旨在“译出一种忠实的、注解详尽的，并尽可能具有文学可读性与文体一致性的《史记》全译本”。倪豪士的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本风貌，力图完整再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风格，注重历史事件的精确性，除了附有古今中外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之外，每页都有详尽的歧义考证与相关知识注释，每章均附上了译者的评注，每卷还提供了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相关作品。倪豪士采用异化翻译法，尽可能保留原作语言与文化特质，堪称西方最富学术价值的《史记》英译本。
“在对译作的传播中，译者、媒体、读者、经纪人、赞助人、汉学家、评论家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作用。”《史记》的译者皆为西方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汉学家，其英译本均有书评，尤以华兹生和倪豪士的译本为最多。知名出版社发行的译本，往往在其封面或封底刊印推介话语，给予一定的介绍与宣传。与此同时，众多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凡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学的选集与著作，常会引用或选用《史记》英译本，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专著《中国的思想和体制》（1957）和美国汉学家孙念礼（Nancy Lee Swann）的专著《食货志：公元25年前中国最早经济史》（1950），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和华兹生合编的《中国经典选集》，以及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编著的《中国文学选集》都收录了《史记》的英译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学家从叙事与传记角度对《史记》的文学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代表学者有美国汉学家约瑟夫·艾伦（Joseph R. Allen）、美国学者侯格睿（Grant Hardy）和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等。《史记》的译者往往也是《史记》以及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对《史记》英译的传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史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英语读者的期待相伴而行，随着英语读者视野的不断拓展，《史记》的译介呈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译作也从零散逐渐走向整体化。《史记》前期的翻译主要彰显故事性和文学性，异质文化激发读者的逐异心理。读者由最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奇，走向了解并试图全面深入地研究。要使读者达到“一定程度的视域融合”，就必须解决由于巨大文化差异所形成的断裂，因此华兹生会重组译作结构，改写原作，让译文轻松易读，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读者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生动叙事，增加了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的了解，形成了基于《史记》对中国典籍的认知，带动了《史记》的大范围阅读。
随着倪豪士《史记》全译本的问世和更多译本的产生，英语读者有了更为多元的对比接受。从OCLC数据库检索来看，杨宪益译本（1979）的世界馆藏量是239本，华兹生译本（1961）的世界馆藏量多达823本，倪豪士译本（1994）的世界馆藏量多至412本。倪译《史记》电子资源的世界馆藏量多达1163本，华译《史记》（1971）电子资源的世界馆藏量是252本。相比较而言，杨宪益译本在书评、著作、选集里出现的机会较少，接受度比较低，缺乏广度与深度。华兹生译本受众多，接受面最广，对英语大众读者、译者、学者都有很大影响。其译本生动、传神，读来赏心悦目，堪称西方《史记》的经典译本。倪豪士译本信息丰厚，内容精确，表达严谨正式，为学术界读者提供重要参考，对其后续的深入研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体而言，华译主要拓宽了读者的“广度”，而倪译主要拓深了读者的“深度”，满足了学者群体的学术性需求。《史记》作为中国的文化经典巨著，已经超越了国界，进入了国际视野。而《史记》在英语世界不同阶段的译介和研究不仅给西方“展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也让世界更加了解《史记》，了解中国。
作者：徐琳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