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研究欧美关系，既要着眼于欧盟层面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上构建的战略盟友关系，也需要深入关注欧美之间在经济贸易、科技、法律、社会、全球治理等诸多层面的协调和矛盾，分析各自的同与异，并且将其放到跨大西洋盟友关系这个大框架下加以审视，还需要将欧盟成员，以及欧洲的非欧盟成员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放到欧美关系的总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他们在欧美盟友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这样才能对欧美关系做出较全面的、立体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把握。”
——代《编者手记》
自2021年初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在两年时间里，欧美之间围绕“修复”和“拓展”两大任务，频繁展开政治与外交互动。
2021年9月16日，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宣告成立。此举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样对欧美盟友关系造成一定冲击。图为当日美国总统拜登通过远程视频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图中未显示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修复”主要指的是拜登政府对此前特朗普时期有损跨大西洋关系的一系列政治与外交行为采取纠偏举措。特朗普时期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损害，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在国际层面，退出《伊核协定》《巴黎协定》《中导条约》以及世卫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一系列多边协定和国际机制，与欧盟支持和维护国际多边主义体系、通过多边主义应对全球各类挑战与危机的外交原则及目标背道而驰；在双边层面，不断对欧洲政治和政策进行负面评价，“唱衰”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英国脱欧；对西欧传统盟国的领导人恶语相向，但同时又与欧洲极右翼力量过从甚密，挑战欧洲主流政党，加剧“新老欧洲”之间的裂痕。特朗普时期，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处于历史低谷。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美双方相向而行地开启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修复之旅。尽管疫情反复，但拜登仍以每年两次的节奏访问欧洲，先后出席了在欧洲国家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北约峰会、欧美峰会、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等多边双边外交活动，与欧盟机构和主要欧洲盟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在这些频繁的政治互动中，拜登政府表现出与前任诸多的不同之处。其一，重视欧盟地位。不同于特朗普轻视欧盟机构、否定一体化成就、侧重与南欧和中东欧次区域内的个别成员国发展双边关系的特点，拜登连续两年访问欧盟总部，应邀出席欧洲理事会会议，与欧盟机构主要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发表联合声明，表现出对欧盟作为一支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认可和重视。其二，与特朗普相反的“厚此薄彼”。特朗普执政期间，弱化同法德等传统西欧盟国的政治与外交联系，却重视强化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关系提升。相比之下，拜登更重视修复与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和传统盟友的关系。例如，拜登政府在2022年初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一度宣布放弃对“北溪2号”能源管道项目的制裁，具有明显迎合德法利益诉求、搁置中东欧国家安全关切的政策取向。不过，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中东欧国家重回美国政府外交战略中的重点位置。2022年3月，拜登访问波兰及其境内的美军基地，肯定了波兰对援助乌克兰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三，将价值观共识作为修复欧美关系、巩固跨大西洋关系基石的着力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成为当前欧美之间最为坚实的共同基础和合作路径，也契合双方都积极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联合发力的主要领域。2021年12月9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了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表达了对美国构建“民主联盟”的支持，是跨大西洋关系强化价值观纽带的有力证明。
2021年8月底，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美军正在匆忙撤离。事实上，美欧双方都不希望这场修复仅仅是对特朗普之前跨大西洋关系的简单回归，而是期待能够同时添加更多新的内容。
欧盟希望新的跨大西洋关系能够更大地体现出平衡、规制和团结等特征。这些期待充分体现在欧盟于2020年12月发布的《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这一指导性文件中。欧盟选择在拜登竞选获胜但尚未正式就任期间抢先发布这份文件，就是想要从欧洲整体利益和价值理念的视角出发，“主动出击”式的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图景进行“改造”和“塑型”。“平衡”是指双方不再仅仅是保护与被保护的盟友关系，而是在军事安全等多重领域相互协助、彼此信任的伙伴。换句话说，欧盟希望能够继续朝着“战略自主”的方向发展，并得到美国的认可和支持。“规制”是指欧盟希望美国能够与其一起，共同支持、呼吁、维护和巩固基于规则之上的多边主义体系，推动传统多边机制通过改革建立更合理、更有效的国际规则体系，重新发挥作用。欧盟还希望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疆域发挥引领国际标准与规则制订的作用，希望借此克服实力不足的缺陷，实现维护自身利益、牢牢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目的。团结性则是指，欧盟希望能够与美国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领域进一步增进共识，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修复其所认为的西方世界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制度优越性和吸引力，维护好欧美居于道义制高点的地位与形象。同时，在许多全球事务的磋商和地区问题的谈判进程中，欧方希望能够同美方实现信息共享、决策透明、政策沟通，充分展现盟友关系的真正价值。
拜登政府则希望借助跨大西洋关系的修复，回归国际事务核心领导者的地位。例如，拜登在2021年作为美国总统首访欧洲、出席北约峰会之际，重申了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即集体防御条例的义务，强调北约对美国的重要意义，也借此驳斥了马克龙曾对北约做出的“脑死亡”的“诊断”，凸显了美国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的领导身份。拜登政府不仅宣布重返《巴黎协定》，还在2022年4月与欧盟共同发布能源安全联合声明，明确减排目标，保障欧洲能源供应，规划工业脱碳进程，借此重新树立其在节能减排和能源安全领域的引领者地位。拜登政府的另一大诉求是希望欧美配合与联手行动可以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助推美国的全球战略。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美快速协商，达成一致，联手推出了多轮对俄制裁，表现出西方阵营多年难见的团结一致。同样，美国也寄希望于联合欧洲盟友，形成一道全方位打压中国的联合阵线。拜登上台后，积极回应欧盟建议，促使欧美之间于2021年10月开启了“欧美中国问题对话机制”。对话涉及经贸、投资、科技、知识产权、供应链、中国内政等诸多领域，旨在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美国还联合七国集团（G7）和欧盟在香港、台湾、新疆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上发表联合声明，或在联合国联手发起指责中国的提案，试图通过欧美之间的联合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国际压力。另外，美国为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影响力，不仅在国内，也在2021年的G7峰会上“推销”其“重返更好世界”倡议，希望得到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让这一全球性基建计划成为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战略竞争的重要一环。
在拜登上台后的两年时间内，欧美之间表现出政治关系大幅改善、外交政策相互协调、对外战略相向而行的总体态势。但是，事实上渐行渐远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差异，隐藏在看似得到修复和拓展的双边关系之下，并在以下国际局势剧变的催化下，多次引发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受损。其一是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的突变和美国的强行撤军。拜登政府在塔利班快速推进、欧洲盟友尚未做好充分撤离准备的情况下，拒绝盟友希望美方推迟撤军行动的请求而强行撤军，引发了所谓“对阿富汗人民、西方价值观和信誉，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灾难”。其二是2021年9月美英澳三方突然宣布建立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且美英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并提供技术支持。这一行为引发了法国的愤怒和欧盟的震惊，因为该协议不仅直接推翻了法澳之间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合同，更由于未向欧洲大陆上的盟友进行咨询和提前告知，重蹈了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外交原则采取单边行径的覆辙。其三是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和延续。尽管欧美之间的立场和政策协调迅速高效，但战事的拖延给跨大西洋两岸带来的经济损失、政治代价和社会成本存在巨大差异。2022年内，欧洲各国均不同程度地陷入能源紧缺、物价飞涨、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困境中。但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对俄立场和严厉制裁，仍在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经济受损程度和社会的分裂程度，加剧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的对抗力度。
不可否认，在国际格局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为了抗衡大国力量对比加速变化的大势，欧美会修复双边关系，以达成更利于欧美利益的现有国际多边主义体系，也显示出双方依然是最为亲密的盟友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欧美在政治与外交领域的互动，作为欧美特殊关系最核心的展现，将在未来呈现出博弈、妥协和合作交替发生、日趋频繁的发展态势。首先，欧美双方将保持全方位的频繁互动与深入合作。在“东升西降”的大势之下，欧美都清楚，只有加强内部沟通与协调，维护好相对团结一致的立场和政策取向，采取更多联合举措，才能更有效地应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力量构成的竞争压力，维护好自己在金融、科技、制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共识下，欧美未来将在更广泛的领域采取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合作机制、推行共同倡议等路径，强化双方政治与外交关系。其次，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双方的诉求更现实、博弈更激烈、交易更明显。“美国优先”已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常态化”内在逻辑。同样，欧盟在“战略自主”理念的激励下，对欧洲整体利益的认知也在走向清晰和成熟。欧美的利益分化使得双方将在今后的政治与外交互动中展开更激烈的博弈，通过交易和妥协，来换取对方对自己居于首位的战略部署的支持和协助。再者，中国因素在欧美政治与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将继续上升。为了获得欧盟在围堵中国方面的支持，美国将可能在欧美经贸摩擦、能源供应、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做出更有利于欧的决策。同样，欧盟也将积极利用“中国牌”，拖住美国全球战略“过于自我”的步伐，强化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软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