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釉陶投壶，陶质，西汉文物，高26.6厘米，颈高13厘米，口径4厘米，1969年河南省济源泗涧沟八号墓出土。

1969年在河南省济源泗涧沟八号墓出土一件绿釉陶投壶，该壶壶颈细长，鼓腹，平底，下有三矮蹄足，除底足外，壶的外表满施翠绿釉。颈中部有凹弦纹一周，肩和腹部各饰一周凹弦纹附加堆纹。

铅釉陶最初产生于西汉，它的产生丰富了陶器的装饰手法，它承载着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施釉手法，同时又影响了唐宋元明清三彩釉陶的发展，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件绿釉陶投壶，釉色清澈明亮，铜和铁是它的主要着色剂，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基本助熔剂，在700摄氏度左右开始熔融，是典型的单色低温釉。

投壶是我国古代流行的传统游戏，它是由古代射箭礼仪演变而来的，最初是一种与饮酒相结合的竞技性投射游戏。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绿釉陶投壶器型完整，色彩鲜明，与《礼记》所记“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颈二寸半，容斗五升”的形制相似，是汉代陶器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之作，为研究汉代投壶形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史籍中有关投壶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可见在春秋中晚期，投壶已经在诸侯宴饮中出现。郑玄注：“投壶，射之细也。”应镛曰：“壶，饮器也。其始必于燕饮之间，谋以乐宾，或病于不能射也，举席间之器以寓射节焉。制礼者因为之节文，此投壶之所由兴也。”汪禔曰：“投壶，射礼之细也。燕而射，乐宾也。庭除之间，或不能弧矢之张也，故易之以投壶，是故投壶，射类也。”以上可知，古代经学家普遍认为，投壶的兴起是由射礼发展而来，可能因为射礼的空间环境有限，或者人数不足，或不擅长射箭的，所以改为投壶。投壶应该是由古代射礼中的燕射转变而来的，《礼记正义·投壶》曰：以此“射”与“投壶”相对，用半鼓节为投壶，用全鼓节为射礼。又投壶在室在堂，是宴乐之事，故知此射亦谓燕射，非大射及乡射也。

据《礼记·投壶》记载，投手距壶“间以二矢半”。主要还是看“矢”的长短，而“矢有长短，亦随地广狭”。司射宣布投壶的规则：“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郑玄注：“马，胜筭也。谓之马者，若云技艺如此，任为将帅乘马也。”“马”就是“筭（计数工具）”，把它称为“马”，象征着投壶技艺高超的胜方如将帅，而输的一方则如将帅胯下之马。投壶时，宾主要依次投壶，输方饮酒完毕，方为一局。最后，赢一局的要把自己赢的“马”拿到赢两局的一方，表示对其胜利的祝贺。

投壶产生于春秋时期，正是反映了当时礼仪的简化、礼崩乐坏的发展趋势。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分封制的破坏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周礼逐渐走向末路。相对《礼记》中记载的乡射礼及大射礼的繁琐礼仪，投壶之礼简洁了许多。首先，投壶所用的鼓节是射礼所用鼓节的一半；其次，乡射和大射之礼均需要提前邀请参加的宾客，而投壶则只在仪式举行前邀请即可；最后，投壶还减少了一些射礼的程序，比如三耦射，《礼记正义·投壶》曰“案《乡射礼》，三耦先射，宾主乃射，以射礼重也。此投壶不立三耦，以投壶礼轻故也”。投壶的产生还反映了当时新士人兴起的发展态势。春秋前期，武士的社会地位较高，而到了中后期，社会出现变革，受到乡校普及的乡民，大批进入平民阶层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还有许多博学多才的“家宰”都成了新士人的代表，百家争鸣的景象逐渐出现，各类文士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这个时候的文士致力于钻研诗书，但不善习武，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了燕射时，“不能弧矢之张也，故易之以投壶……”而投壶既保留了“射礼”实质，同时又淡化了“武”的形式，从而得到了广大文士的喜爱。

投壶除了“乐宾”之外，还起到了推动儒家思想传播的教育意义。儒家的“礼治”主张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行为规范，古代射礼便是遵从儒家“礼治”思想的体现。《礼记·射义》曰“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投壶之礼虽然简化了射礼，但依然具有传播儒家思想的教育作用。《礼记·投壶》载，鲁令弟子辞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逾言，借立逾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辞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逾言，若是者浮。”投壶过程中，在堂下观礼的弟子们被司射告诫，不可以怠慢、不可以背过身去、不可以隔着别人与离自己远的人说话，否则便是轻浮之态，就要接受惩罚。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下，投壶也经过了时代变迁，直至民国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