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51—P5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摘自《学术研究》2023年9期，马涛摘
从学科意义上讲，现代阐释理论为“学”，其源头在西方，且主要源自德国。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界对阐释学的研究，大多沿着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思想路径而演进。经过多年学习和模仿，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建构起作为完备学科体系的中国阐释学。突破困境，我们的方向和出路在哪里？毫无疑问，中国本土阐释实践与经验是中国阐释学奋起出发的立足点。自古代、近代以至现代，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阐释学思想资源。春秋以降，由阐释而展开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实践，积累了丰富的阐释经验。不同的阐释取向与理念，生成不同的阐释路线及方法，用之不竭的成果，提供无数构建本土阐释学的生动样本。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深入挖掘、精心继承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阐释学。我们要让阐释学说汉语，以汉语的概念、范畴、命题、范式为核心和基础，建构起系统完备的当代中国阐释学，让说汉语的阐释学自立于世界阐释学之林。
阐释，作为人类意识主体的精神行为，它是精神科学存在形态与生产方式。科学由意识主体对现象的独到观察和理解开始，通过表述和确证，生成自己的科学判断，交由理性和实践检验。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和精神形态，阐释融汇在无数先贤哲人求真、求善、求美的理论活动中，贯彻于每一个人的日常言行中，由此而构成和显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底。阐者为开，中华民族所秉持向外、向显、向明的一贯精神，刻画于字形与字音之中；打破封闭，警惕独断，协商天下，求共识于各方之心，以象形符码昭示于世，以此为主旋律的中国阐释学当然会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如此研究，既是对汉语表达潜能的探索，入门于本土阐释学的建构，也是对我们自身精神边界的超越和突破。
阐释是语言的阐释。阐释的方法、目标、路径、标准等，必然与阐释者所操用的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母语熔铸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我们的阐释方式。以汉语词义追寻为基础，建构本土阐释学，尽可显现汉语本身巨大的语言优势。相对于西方逻辑化的语言，富有象征意味的汉语对阐释学似乎有更直接的亲缘性。无论是从词义的丰富性还是句式的多样性说，汉语都具有恢宏容量。汉语本身的巨大阐释潜能，可为阐释学的当代建构提供概念和术语。我之所以选取“阐”“诠”“解”“释”“理”“性”“通”“达”“衍”“生”等术语进行研究，就在于这些术语不仅具有阐释学方法论意义，而且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关键环节。更重要的是，这些基本概念的意义之间，具有鲜明的一致性，概念之间相互说明，相互支撑，互文互证。解是诠的基础，衍是阐的方式，阐衍由通而达，充满生命和意志诉求的理性，覆盖阐之全部过程。所谓系统、自洽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具体而言，“阐”“诠”“解”“释”代表了阐释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在对Hermeneutik（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命名问题上，对于究竟是用“阐释学”还是“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但大家立论的根据都在于对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的翻译是选用哪种译名更方便，而几乎没有深入思考，从汉语语境和汉语言文化出发，辨析清楚哪种命名更符合阐释之阐的本来意义。在汉语的词义系统中，“阐”代表了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思想开放之光。而“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则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求实精神之光，这是中国古代两条基本的阐释路线。而“解”为分，“诠”为正，“阐”乃衍。由“解”而“诠”，由“诠”而“阐”，方能实现阐之完整过程，达及阐之目的。由此可见，就阐释的最终目的而言，“阐”才是阐释的最终规定，“解”和“诠”都只是阐释之路上的一个环节，以“阐释”命名当代中国阐释学是确当的。
对于“理”与“性”的辨析展示了我们民族阐释的特质。阐释是理性的，但西方的理性与中国的理性有不同的含义。西方的理性更注重纯粹的逻辑思辨，中国的理性则当然带有生命性和实践性。中国之理，是实践理性之理，乃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中国古代之性，当为伦理之性。重中国“理”之本义，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彰显“性”之本原；重西方“理”之本义，阐释由“理”而始，从分析而上手，呈综合之抽象。中西对理性的不同理解代表了处理语言的不同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阐释道路。
“通”与“达”的辨析体现了对于阐释标准的厘定。“通”更重于过程，“达”更重于结果，“通”“达”包含的开放与澄明，融合与确证，追求在最终理解上的“共”与“同”，是中国阐释学的重要特征。相比较而言，西方阐释学对于阐释过程的表述是“阐释学循环”，而对于阐释结果的规定则是“视域融合”。“通”相较于“循环”、“达”相较于“融合”都具有更为普泛的包容性，“循环”是“通”之一种，“融合”为“达”之一种。“阐释学循环”与“视域融合”体现了个体的精神超越之追求，而“通”与“达”则体现了社会文化建构之大境界。
“衍”与“生”的辨析展示了对于阐释方式的规定。“衍”是“阐”的方式，“阐”乃由“衍”而阐，“衍生”一词，在“阐宏使大”中蕴含“约束规范”之意，使阐释在扩张与守约之间找到平衡。不同于西方以“生产”作为阐的方式，“衍生”是有根且有方向、有约束的。“生产”是时间性的，更强调个体的精神创造，而“衍生”则是空间性的，更注重伦理秩序的潜移默化。
从这些汉语阐释术语的提炼与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阐释”的不同风貌。没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我们对西方阐释学的理解不可能深入。中西阐释学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恰恰成为一面映照对方的镜子，只有了解自我，才能更好了解别人。这是一种文化间的“阐释学循环”，是我们阐释学研究中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当代阐释学的中国建构并不是简单返回古代，简单地借用古代术语，而是结合时代精神和生活实践对其加以提炼和升华。生动的社会实践赋予人们对古代语言的理解以当代眼光。阐释学不应该只是书本上的学问，而是我们把握当代生活、凝练时代精神的有效工具。我们必须大力学习借鉴西方阐释学的优秀理论成果，但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而是要恢复阐释学本身作为思想之源的根本追求，建构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的阐释方式。
对我而言，“五辨”写作的更大收获，是逐步形成“训诂阐释学”建构的设想。“五辨”是训诂学或文字学的尝试，在此过程中，我尽力深入考察研究了中国古代训诂与义理的阐释学意义，区别了两者之间的不同追求、方式与方法的长处与短处。广义上说，训诂与义理皆为阐释，但各有目标并因此而决定了方法，在阐释的不同阶段发生各自独特的作用。训诂由字词考证入手，把握本字本义，探究文本真相。训诂学立足于此，话语建构的确定性、可靠性强。训诂的弱势是，集中并停留于字与词之细化，因此而有释义离散及碎片化倾向。义理的优势是，开放、多元、创意取向积极，紧跟历史变化，集中义理创见，生产超越文本的阔大意义。其弱势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轻视甚或放弃本义之识，无约束生产任意话语，其确证性、可靠性招致怀疑。如此分析，让我认知，训诂可克服义理之弱势，为阐释打下牢固根基。义理可克服训诂之弱势，为训诂打开广阔空间。两者有机融合，各用所长，优势互补，训诂阐释学可立。如此愿景得以实现，训诂阐释学将以系统完备的新学科形态，位列人文领域，说汉语的阐释学也有一个新基点。
我的工作只是开始，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中来，将阐释学的研究和探索不是当作对一种既定的西方理论的解读，而是当作塑造我们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新的契机。在当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下，阐释学终将说汉语，也已经开始说汉语。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不是为了取代西方阐释学，也不只是为了让阐释学说汉语，而是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藏的丰富的阐释学思想资源并实现现代转化，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和阐释论，使之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当代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