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刘禹锡大概没有想到，他在《陋室铭》开头写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比衬名句，能在曾寓居近十年的湖南找到最好的注脚——岳麓山。这座海拔仅300.8米的小山峰，放在群山毕集的湖南，委实不够高耸，但它在湘人精神世界中的高度，足以媲美珠穆朗玛峰。
凭啥这么说？从它唯一的一副山门联里可以窥见一二：
学正朱张，一代文风光大麓；
勋高黄蔡，千秋浩气壮名山。
立冬首日，霜叶红时，记者邀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为我们解读这副山门联，解读湖湘文化的图腾和地标。
凭此一联镇山门
从自卑亭，过东方红广场，踏登高路，到爱晚亭畔赏红枫碧水，于岳麓书院发古今之思，是打开岳麓山最经典的方式之一。岳麓山南门，便屹立在登高路上，这副联正镌刻在南门两侧。
秋末冬初，正是岳麓山颜值最高的时节。爱晚亭的枫叶，在游客们此起彼伏的“咔嚓”声中，熏熏然晕红了脸，“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美景，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季节，偕“一山之长”徜徉岳麓山畔，听学问大家品读山门楹联，自有一番别样的感受。
在古代，书院的院长被称为“山长”。该称呼源于唐末五代，是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后来用来称呼书院的掌教之人。因书院多依山而建，故得此名。岳麓书院正是在周式、张栻、罗典等50余位著名“山长”的接力加持下，历经千年尚弦歌不绝。现如今，这根接力棒，传到了肖永明院长的手中。
“美景而外，人们登岳麓山，多冲着它的历史文化而来。”落座岳麓书院内厅一隅，肖永明开始为记者解联：“此联虽直白，但较为精准地概括了岳麓山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副联的作者，与岳麓书院巨幅楷书《岳麓书院记》的题写者是同一人，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周昭怡女士。其父周介祹亦是书法家，还收藏有大量碑帖善本。周昭怡一生都谨守颜体家法，并以此成名成家。受书法世家昌盛文风的熏陶，她对历史文化亦颇有见地。
联中意象涉及朱张、黄蔡、名山、大麓。“朱张”是指宋代理学大儒朱熹、张栻，“黄蔡”是指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蔡锷。“大麓”出自《尚书》，据说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名山”则出自《史记》，太史公自道其书之成，欲“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此联采用山名嵌尾之法，正好与岳麓书院的二门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相呼应。”肖永明进一步解释，上联写朱熹、张栻论学兴教于此，泽溉绵长，开一代道统文风；下联写黄兴、蔡锷推翻帝制，铸造共和，功勋卓著，死后归葬岳麓，浩气为名山增重。
“地之美恶视乎其人。”肖永明点评，因为朱熹、张栻等的论学兴教和传道，岳麓山挺立成了湖湘文化的脊梁；因为黄兴、蔡锷等一大批湘籍英烈的归葬，岳麓山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记忆的重要承载地，挺立成了民族的脊梁。
记者提出疑问，“作为岳麓山唯一一副门联，您认为它能不能精准概括岳麓山的地位？”
“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肖永明笑着表示，此联用较为简单的几个意象，抓住“学术”和“事功”两个方面，概述了岳麓山的文化底蕴，用来做山门联恰如其分。
用我一山宏湘学
“正”即“以之为正”，肖永明解释：上联中的“学正朱张”，说的是为学当以朱熹、张栻为正宗，这正好与岳麓书院的“道南正脉”匾互为注解。
历史总是伏脉千里。八百余年前的公元1167年，九月的一个秋日，时年已三亿余岁的岳麓山尚不知道，这将成为它生长节点上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两位青年学者的倾心会谈，让它一夕之间有了不一样的高度。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与以张栻为代表的“湘学”，同出自“二程”，基本倾向相同，但在“知行”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湖湘学重实践和经世致用，而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栻的友谊，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年9月，37岁的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到潭州，造访34岁的张栻，辩论讲学两月有余，开启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的先河。
两人同辈论交、相互启益，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共同发展。“举凡天地之精深，圣言之奥妙，德业之进修，莫不悉其渊源，而一归于正大”。随着朱熹地位在后世不断升格，以及真德秀、吴澄等人对岳麓“朱张会讲”的弘扬，最终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朱张”传统。
“从宋代开始，岳麓书院就是湘学的大本营。”肖永明指出，院以山名，山因院盛。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一体化，奠定了湘学学统，深刻影响了岳麓书院的历代山长和求学者，而这些人恰恰大都是湘学史上的重要学者，如王夫之、吴道行、严如煜、欧阳厚均、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刘蓉、郭嵩焘、刘长佑、李元度、杨昌济等。正是这些学人，承传并进一步弘扬了湘学。
明清时代，湘学充分发挥学术的社会政治功能，影响了整个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1743年，乾隆皇帝为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功绩，亲笔御书颁赐“道南正脉”匾，意为岳麓书院坚持传播的朱张湖湘学派是理学南传的正统。
“一代文风光大麓”，岳麓山因为张栻与朱熹的灵魂浇注，以学术高地享誉于天下；湖湘一脉的文运，也因为朱张二人的合璧而气象廓开，焕发出灿烂的文化光彩，成为宋明以来的儒家思想重镇、湖湘大地的“文化脊梁”。
以我一山葬国魂
“高”即“以之为高”，肖永明接着解释：“勋高黄蔡”说的是黄兴和蔡锷的功勋卓著，足以彪炳千古、永载史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先驱领袖，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和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蔡锷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领导了云南新军起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
青山有幸埋忠骨。岳麓山应该记得，106年前的4月，它所经受的那场巨大的“生长痛”。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一个星期后，蔡锷在日本病逝。1917年4月12日和15日，仅隔三天，两位湖湘英烈先后魂归故里、归葬这座山峦。那几天，长沙人倾城出动，在东长街，在南正街，在大西门码头，护送两位将军灵柩，走向岳麓山。两场葬礼震撼人心，其规格之高，谓之“国葬”。他们不仅开创了民国国葬之先例，还在走过的街道上留下基因——东长街变为蔡锷中路，南正街更名黄兴南路，给这座城市赋予了新的坐标。岳麓山也因这场疼痛，增添了新的高度。
不止黄蔡。古往今来，湘人素具血性，为国为家，无数英烈不惧牺牲，慷慨赴死。辛亥志士陈天华、姚宏业，为唤醒国民蹈海自杀壮烈殉国，被安葬于麓山寺左后方山腰上；“开国元勋”蒋翊武，29岁慷慨就义，被迁葬半山亭上方；“十日都督”焦达峰，25岁从容赴死，被安葬于禹王碑下……怒放年纪，甘洒碧血；英雄浩气，直贯长虹！
岳麓山还被誉为“抗战山”，山中草木都曾目睹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幕。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长沙会战碑、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遗址等，无不昭示着这座山的高度。肖永明告诉记者：“云麓宫前坪的麻石围栏上，还刻着数千位在‘长沙会战’中牺牲的烈士姓名。”石栏上的这些名字，因日晒雨淋已渐次模糊，他希望大家“好好保护，不要让这些名字淹没、风化。”
据统计，岳麓山有碑石可考的革命先驱墓葬不下100座，单是辛亥革命烈士墓就有55座，还有北伐先烈、工人运动领袖、抗日英烈、人民英雄等墓葬。此外，还安葬着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近代教育先驱胡子靖等，他们可谓湖南近代人文学术成就的代表。
“我感觉上联写的‘文’、下联写的‘武’，葬在这里的名人也‘有文有武’，岳麓山真可谓‘文武双全’啊！”记者感叹。
“是可以这么说。”对于记者的说法，肖永明表示赞同，“湖南人都崇文尚武。此联正表现了湖湘文化的这个显著特点，即学问和事功紧密结合，有体有用，在事功中追求思想内核的大本大源，从而实现经世致用。”近代以来，从岳麓山走出去的一批批湘籍仁人志士、青年才俊前赴后继，为国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事功层面取得不朽的成就，与岳麓山对湖湘文化的阐扬光大互为表里。
结末之际，肖永明再次总结：从岳麓书院儒生士子经世致用、传道济民之弦歌，到近代西学东渐、维新变法湖南为先锋，再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队伍中所占“半数”湘人的身影，无数湖湘仁人志士登临岳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岳麓山始终是湖湘精神的承载之所，“所以说，仅仅300.8米高的岳麓山，在湘人的精神世界中堪比珠穆朗玛峰！”
记者手记：
岳麓山不只是“一座山”
朱晓华
接到山门联的采写任务后，我开始认真思索：岳麓山到底是座怎样的山？
小时候，“岳麓山”在我眼里，是一张纸烟壳子；稍大后，“岳麓山”在我眼里，是一处风景名胜；现如今，“岳麓山”在我眼里，是一座矗立如珠峰的山。
它与一群人互相成就。“地因人盛，文以学扬”。而今，当人们在这山上流连时，可能会听见张栻、朱熹、王阳明的讲学声，在阵阵松涛中回响；可能会看到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朝乾夕惕的身影，在参天古树间盘桓；可能会感受到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意气，在这山间处处充盈。
它与一条江相互映衬。“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依山傍水是士大夫对于仁、智追求的表现。矗立于湘江西岸的岳麓山，古往今来见证多少山水相依的故事：朱张渡链接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唱响“高山流水觅知音”；杜甫江阁矗立江畔，串联江与山之间那条文脉带；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赓续“山水弦歌永相伴”。
它与一片山齐头并进。南北朝徐灵期《南岳记》有云：“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相比其他山，岳麓山从来不是一山独秀，它有着自己的家族和兄弟。兄长南岳山，代表湖南自然风光及宗教信仰之高度；弟弟岳麓山，承载更多湖湘精神，代表湖南的人文高度。亿万斯年，岳麓山和它的兄弟们同行共进，一起成长为湖湘文化的表征。
它与一座城共生共荣。山水洲城是对长沙风貌最形象的概括。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子洲浮碧江心，山水洲城浑然一体，共同烘托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岳麓山之于长沙的意义，远不止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基因的内植，山与城相互赋能，共生共荣。
岳麓山不只是“一座山”。
点评嘉宾：肖永明
肖永明，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在宋明思想学术、中国书院文化等领域有主持国家、省级科研项目10多项，出版著作8部，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独立或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4次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教学方面主持首批国家新文科教改项目1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1门，主持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及省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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