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学校正式启动了口述校史工作。2022年，《寻访·记忆——口述校史》出版，本书通过对老专家、老校友的口述访谈，围绕学校学科发展、体育运动、老校友、78级研究生4个方面，追昔抚今，继往开来，昭示先行者的艰苦奋斗，鞭策后来人开拓创新。
问
访谈组：
您曾经师从华罗庚先生与龚升先生，请问您觉得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贺祖琪:
华罗庚、龚升两位先生都是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华罗庚先生每天思考数学问题，甚至去开会时也想着数学。可以说，华罗庚先生把数学做到了极致。他一心一意研究数学，才得出了丰硕成果。
我从华罗庚先生和龚升先生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是认真做事的态度。可以说，这是我一辈子的信条。当然华罗庚先生也是普通人，也有情感。在我们这些学生有困难时，他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华罗庚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学生做的事情，都要定期有个交代。不但要在数学上做好准备，而且要想好如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绝不能抱有“会忘记”的侥幸心理，每次学生见他都怀有敬畏之心。他会当众批评学生的不足，但是对于符合心意的人或者看到学生的成绩时，他也会由衷高兴。从严要求学生，使他们受益终生，督促他们不断进步，永不自满。
我读大学时听说，华罗庚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讨论班上要求十分严格，学生在黑板前讲解、推导和演算时，华老不断提问，并且穷追不舍，以至一些学生最终哑口无言，这种情况被称为“挂黑板”。其实，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讨论班上并非如此。
华罗庚20世纪60年代共招收了11名研究生：62级4名（钟家庆、曾宪立、孙继广、陆洪文）；63级1名（林秀鼎）；64级6名（裴定一、冯克勤、陈文德、徐伟宣、贺祖琪、那吉生）。62级研究生陆洪文说过，虽然华老经常会严厉地批评他们，但是他亲口对陆洪文等人说：“我是内紧外松。不要看我平时对你们很严厉，可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扬你们，会替你们说好话的。”
华老在生活中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学生。1963年，62级研究生孙继广的父母从徐州来北京看望孩子，华老知道后，特意在北京政协俱乐部宴请孙继广一家，还让另外两个研究生作陪。当时经济比较困难，学生很难吃到好东西，这让这几个学生都十分感动。听华老的女儿华苏说，从1961年开始，国家每月补助华罗庚家里1只鸡和2斤鸡蛋（1斤=500克）。但是家中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家中有人浮肿。
64级研究生裴定一，1968年毕业后到大庆当采油工，整天“量油测气、清蜡扫地”。1971-1976年，他随同华老在推广“双法”小分队工作，1977年中国科学院在此基础上成立应用数学研究推广办公室，华老把他调到北京。当时条件有限，只能住在用作工棚的活动板房中。华老和夫人两次到板房看望裴定一一家。第一次来，华老的夫人还带了糖果，华老见到裴定一的女儿说：“小朋友，我们握握手!”裴定一的女儿非常激动，记忆犹新。
以上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亲历者所谈的事实。虽然事情不大，但反映了一位伟大数学家的情怀和他对学生的爱。
问
访谈组：
1982年您调入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长期从事数学相关的教研工作，当时北京研究生部特别是您所在的基础科学系情况是什么样的？数学学科的发展是怎样的状态？
贺祖琪:
从1978年设立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到成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比较艰难的，条件差、人员少。
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设立的，这是我们学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时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教育的春天。刚开始北京研究生部每年只招收几十名研究生，后来逐年扩大。
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学校，尽我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担起对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在工作上我是不求名、不求利、一心为公、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人。
当时，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数学学科也算是在建设时期，数学只有“两三条枪”，即朱儒楷老师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数学教研室在岗的有汤光霖老师、郝家兆老师（人事关系还在徐州）。当我来到北京研究生部时，还有几个年事已高、已经退休的老先生：韩春霖、赵素玉等。1982年，时值我安家干事的年龄，我决定在这里当好一名大学老师，与学校原来的老教师一起，壮大队伍、提升水平，为学校的数学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1982年，我到北京研究生部教学。记得上的第一门课是数理方程，在民族楼101阶梯教室，听课者有100多人，后来还写了《数理方程讲义》。当时，上好研究生的课及设置研究生数学课程是我的主要任务。
学校原来的数学老师就只是教数学课，不做科研，也很少写论文。后来，恢复评职称后就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麻烦。因为我做过应用项目，搞数学与实际相结合是完全可以做应用项目的。1984—1985年，朱儒楷老师与学生于根联系做项目的事，他是山西阳泉矿务局副局长，正好该局有一个新矿——贵石沟煤矿要设计上马，就让我们做施工组织设计。
我到了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后继续与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合作开展应用研究项目，包括石油化工研究院的全国石油开采、炼制和运输优化项目，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全国粮食产量预测项目，这两个项目均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5年左右，与管理系李大铮合作，朱儒楷、汤光霖和我招收管理学科煤矿系统工程硕士研究生，生源大都是数学本科毕业，水平不错。我给他们上过一些应用数学、系统工程、管理等课程，做论文的题目也都是结合煤矿的应用项目，效果不错。
我们招了3-4届煤矿系统工程的研究生，就停招了。这时，时任煤炭工业部教育司司长的辛镜敏，组建了中国煤炭学会煤矿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由辛镜敏任主任，让我当秘书。我的主要任务是每1-2年组织一次学术会议，每次30-40人参加，交流在系统工程方面的学术论文。后来，我还当过副主任。
那时，我还参加了煤炭工业部技术咨询委员会组织的西南三省煤炭开发规划战略研究项目，我利用徐学文开发的在微机上运行的线性规划软件进行计算，做了一个西南能源规划线性规划模型，该项目获1996年煤炭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我还参加了煤炭工业部技术咨询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煤炭需求预测与地区平衡项目。此项目由煤炭工业部技术咨询委员会林开源、张鹏耀等负责，我负责运算。
2007年，我69岁时退休。
问
访谈组：
20世纪90年代，您曾经参加平顶山矿务局七矿一、三采区天色观测站与采动变形反分析和断陷沟等多个项目，您认为数学模型在采矿方面最重要的应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贺祖琪:
杨硕用了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李增其的地表沉陷力学模型，并写了源程序，是我帮助编译和计算的，还加了图形等功能。这是一个力学机理模型，效果是不错的。
问
访谈组：
您在担任基础科学学院院长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理学院的发展历程吗?
贺祖琪:
问
访谈组：
2019年11月10日，理学院召开建院15周年纪念大会，您认为支撑一代代理学人团结努力、攻坚克难的内在精神动力源自哪里?
贺祖琪:
我认为重点是两个：一是理学院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每一名教职工干出来的；二是学科发展关键要靠人才，要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我教高等数学的时候，一开始就把手机号告诉大家，让学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联系。后来，有一名学生，快毕业了要考研究生，遇到一个数学问题，便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为学生答疑解惑。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大部分的老师都是认真的，是兢兢业业的，一直在认真教书。作为一名教师，受到全社会的尊重，那么就应尽到自己的责任。
问
访谈组：
访谈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您对学校有什么寄语?
贺祖琪：
问
访谈组：
贺祖琪:
我退休很多年了，对煤炭行业发展现状不太了解。近年来，煤炭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煤炭是重要能源，但环保问题没解决，能源方面又怎么充分发挥作用呢？希望我们学校能够搞出一个特色。此外，我看现在的老师研究范围更广了，更注重煤炭的综合利用及关于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些方向都很好。
特别鸣谢——贺祖琪老师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