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至名归。”北京时间今天17时45分许，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得知获奖者信息，许多研究者发出如此感叹。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消息：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匈牙利-美国生物学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和美国科学家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以表彰他们在mRNA疫苗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因他们在核苷酸基修饰方面的重要发现，从而令人类得以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开发出抗击新冠病毒的mRNA疫苗。他们将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732万元人民币），相比去年增加100万瑞典克朗。

如何看待mRNA疫苗的科学成就？为什么它可以在抗击新冠中“一战成名”？新冠之后，这一创新技术路线还能为人类健康带来什么？今年的诺奖公布后，记者就这些公众关心的热点采访了相关专家。

突破性发现，被誉为“新冠功臣”

“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现，对于在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期间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至关重要。通过他们的突破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在现代人类健康面临重大威胁的情况下，获奖者为疫苗开发的前所未有的速度作出了贡献。”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词这样写道。

对科学界来说，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结果并非“非常意外”。

在2021年，卡塔琳·考里科和德鲁·韦斯曼就荣获了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而该奖历来有“诺贝奖风向标”之称。公开资料显示，两人的研究工作为多家知名医药企业的mRNA疫苗研制奠定了基础。

相比其他疫苗研发技术路线，mRNA研究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上海合成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应天雷告诉记者，原本传统的疫苗研发路线以病毒、蛋白质为基础，工艺较为复杂，比如制备灭活病毒疫苗，需要首先培养病毒，而后经历更多较为复杂的技术步骤；通过mRNA技术路线研发疫苗，直接递送核酸，将原本可能需要几个月的研发周期缩短到几周。简言之，通过mRNA技术研发疫苗，就是一个字——“快”！而这一点，在应对控制突发大规模人群传染病时，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此，两名科学家被誉为“新冠功臣”。

简单说，他们的发明降低了mRNA免疫原性的方法。他们开发的新平台使用经过核苷修饰可逃脱免疫系统的mRNA，克服了合成mRNA会被先天性免疫系统辨识而引发严重发炎反应的问题，并借由脂质纳米颗粒的包裹保护，将mRNA有效送入人体细胞，由其自行产生病毒的棘蛋白，进而诱发B细胞产生中和抗体、训练T细胞攻击受感染的细胞等一系列适应性免疫反应。

用于多种疾病防治，科学界对mRNA期待更多

那么，随着全球逐渐走出新冠疫情，是否意味着mRNA研究就此打住？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多名科研人员表示：mRNA研究热有望由此开启。

有研究人员称，mRNA技术路线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一种储备研究技术，有助于帮助人类在面对突发传染病时快速制备出相应的疫苗。

并且，不止于传染病领域。有观点认为，“这些技术不仅彻底改变了疫苗学，更是蛋白质疗法的典范转移，未来还可应用在其他病毒疫苗、个人化精准癌症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甚至过敏、罕见病等多重疾病领域。”

在全球，这一研究领域当属时下热门。“除了新冠，很多其他疾病，比如流感、艾滋、肿瘤等疾病领域，也试图利用这个技术路线开发相关预防性的疫苗，以及治疗用的创新药物。”应天雷告诉记者，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已有不少科研同仁在投入mRNA方向研究。

就在今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章雪晴教授团队相继报道了靶向型mRNA纳米药物通过调节斑块炎症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及靶向肝星状细胞递送mRNA药物治疗伴随肝纤维化的NASH疾病的两项研究工作。

深耕靶向mRNA递送系统研究逾十年，章雪晴告诉记者，与当前mRNA技术研究领域的火热不同，她进入行业之初，整个mRNA研究领域尚处于“冷板凳”时期。

“因此，当看到mRNA疫苗开发者斩获今年的诺奖时，我们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倍感振奋。”章雪晴说，眼下，以mRNA为代表的核酸生物技术在更广泛的疾病治疗领域被寄予厚望。

“自主研发创新型安全高效的递送系统，一直是我们开发的重点。”章雪晴解释道，精准递送系统是释放mRNA全部潜能的关键，也是核酸药物领域必争之地，只有达成了这一点，包括mRNA在内的核酸药物才能具备治疗“不可成药”疾病的潜力，有望攻克现有靶点的成药局限性，为更多疾病提供新的有效治疗方法。

复印机旁的友谊，成就“冷板凳”的励志传奇

如今，mRNA的广阔前景已被看见，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该领域确属“冷门”。也因此，随着本次诺奖揭晓，两名获奖者的科研人生被反复提及。尤其是卡塔琳·考里科，她对mRNA40年左右的研究，曾被科学界认为是“走在一个无聊的死胡同里”。

考里科1955年出生在匈牙利的东部小镇，1972年考入塞格德大学，这也是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985年，她与丈夫及2岁的女儿从匈牙利搬到美国。然而，等待她的是一条坎坷的学术路。1990年，考里科第一次为mRNA项目申请科研经费，被拒。1995年，由于她接连申请不到科研基金，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要将她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她还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最后她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她降职、降薪的要求，得以留任。

直到1997年，考里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公共复印机旁遇到刚加入医学院的新教员、38岁的韦斯曼。韦斯曼1959年出生在美国，他的大部分研究经历是投入传染性疾病领域，尤其对艾滋、流感这两种传染病感兴趣。两人开始攀谈并介绍自己的研究，复印机旁的友谊成就彼此最重要的科研伙伴。

两人由此开启的合作之路，将考里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为如果没有科研经费以及实验室接纳，她可能再次面临“扫地出门”的危机。2005年，两人发现通过修改RNA基因序列中的单个碱基，可以实现它不会产生炎症，这一重要成果发表在《免疫学》上，这对推动mRNA应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依然籍籍无名。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mRNA疫苗横空出世，这对科研伙伴也从幕后走向台前，“冷板凳”迎来聚光灯。

“到底哪些研究是重要的，我们没办法由结果来推导。如果说科学世界充满着偶然、意外，但科学探索的过程、追逐好奇心的兴趣、孜孜以求的投入等科学精神，始终令人敬佩，值得学习。”一名科研人员谈及本年度诺奖首个揭晓奖项时，这样对记者说。